题记：唐人笔记，长短不拘，多为干货，不仅读来新人耳目涨知识，亦颇具史料价值。不管是稍长点的《大唐新语》《封氏闻见记》《东观奏记》《唐国史补》《唐摭言》，还是短而精的《大唐传载》《隋唐嘉话》《明皇杂录》《松窗杂录》《幽闲鼓吹》《尚书故实》《因话录》等，均被撰写《旧唐书》与《新唐书》乃至于《资治通鉴》的史臣和文豪们，多有采用。谨撷取其中几个词条，结撰数篇小文，感昔而抚今，生发一点浅论，聊博一哂。

　　友人在“谚云”公众号上，看到《读唐笔记（五则）·题记》，问，为何没有《酉阳杂俎》呢？我说，“子不语怪力乱神”，《酉阳杂俎》尽管是唐人笔记之翘楚，奈何多记“怪力乱神”，故未选之。

　　后来，斟酌一番，还是遴选了一条。

　　唐人笔记中的不少作者，所记多“亲见亲历亲闻”者。而且，有些作者又是前朝或当朝宰相之子孙，或者本身就是中枢大臣与史臣，“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们有条件有机会“亲见亲历亲闻”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乃至涉密故事，所记史料弥足珍贵。

　　譬如，《松窗杂录》作者李濬乃宰相李绅之子，《明皇杂录》作者郑处诲乃宰相郑余庆之孙，《因话录》作者赵璘乃宰相赵宗儒之侄孙、关中贵族柳氏之外孙，《隋唐嘉话》作者刘餗乃唐代左散骑常侍、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之子，《唐摭言》作者王定保本人就是唐末五代南汉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而《唐国史补》作者李肇乃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东观奏记》作者裴庭裕乃右补阙兼史馆修撰、翰林学士、知制诰、散骑常侍，《封氏闻见记》作者封演任御史中丞，等等。

　　《酉阳杂俎》作者段成式，亦属名门之后。其父段文昌乃中晚唐时期宪宗与文宗二朝宰相，文武全才，颇有政声。段成式四世祖乃初唐名将镇军大将军、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褒国公段志玄。褒国公亦即诗圣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之“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之“褒公”是也。《新唐书·段文昌传》附段成式小传，评价其“博闻强记，多奇篇秘籍。侍父于蜀，以畋猎自放。终太常少卿。著《酉阳书》数十篇”。清代文豪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酉阳杂俎》：“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

　　既然“莫或废也”，那就选一条吧。《酉阳杂俎·语资》记述：

　　明皇封禅太山（泰山），张说为封禅使。说女婿郑镒，本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迁转一级。惟郑镒因说，骤迁五品，兼赐绯服。因大脯次，玄宗见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镒无词以对。黄幡绰曰：“此乃太山之力也！”

　　解释两个名词，介绍两位人物。

　　一、封禅

　　封禅乃帝王祭天地的典礼。

　　“明皇封禅泰山”，特指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三年（725年）封禅泰山之大典（详情见《旧唐书·玄宗纪》）。《五经通义》云：“（泰山）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报功告成，必于岱宗也。东方，万物始交代之处。宗，长也，言为群岳之长。”“王者受命易姓”云云，特指帝王奉天承运，改朝换代，然后向岱宗报功；之所以向岱宗报功，是因为泰山乃五岳之宗。东汉班固《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封禅。封者，增高也；禅者，广厚也。”

　　所谓封禅，封是封，禅是禅。

　　《大戴礼记》云：“是以封泰山而禅梁甫，朝诸侯而一天下。”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称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亦称梁甫）辟场祭地，报地之功，称禅。禅读作善。唐代徐坚《初学记·泰山》释之曰：“禅，除地为坛，字本为墠，以其祭神，故从示。”就是说，禅字本为墠，因为祭祀神祇，故将土字旁改为示字旁。东汉许慎《说文》讲：“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凡示之属皆从示。”所以示字旁的字，皆与祭祀及祸福相关。

　　自秦汉以后，历代帝王都把封禅作为国家大典。《史记》“八书”中有《封禅书》，所记载封禅之帝王，有无怀氏（封泰山而禅。下同）、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封泰山而禅会稽）、周成王（封泰山而禅社首）、秦始皇（封泰山而禅梁甫。下同）、汉武帝、光武帝等。历史上，有明确年代记载的封禅大典仅有六帝，即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宋真宗赵恒。凡事一变味儿，就不成滋味儿了。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争议很大，被普遍认为是为了掩盖“澶渊之盟”的耻辱，为粉饰太平而举行。此后，再无皇帝到泰山封禅。

　　顺带提一笔，三国蜀后主刘禅的禅，读作善。一者，三国初期，佛教未盛，参禅之风未兴；二者，先主刘备两个儿子，义子取名刘封，亲儿取名刘禅，从他们的名字“封禅”，即可看出刘皇叔深藏着的那一颗璀璨的帝王心。

　　二、张说

　　张说（667年—730年）乃唐睿宗与玄宗两朝宰相。张说的说，音义皆同悅。据《旧唐书·张说传》载：“张说字道济，其先范阳人，代居河东，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阳。”祖籍河北保定，近几代人出生于山西运城，后又迁到河南洛阳。

　　玄宗为东宫太子时，张说侍读，关系甚密。玄宗登基，多承姑母太平公主拥立，然而公主过度干预朝政，在睿宗与玄宗二朝数年间，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陆象先、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湜）。睿宗即位，张说第一次拜相——“迁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明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张说力谏睿宗“下制皇太子监国”，第二年“又制皇太子即帝位”，辅佐唐玄宗李隆基登上大位。太平公主立马引荐萧至忠、崔湜为宰相；因张说不贴着她，故改为“尚书左丞，罢知政事”。

　　然而，张说毕竟非常人也。“（张）说既知太平等阴怀异计，乃因使献佩刀于玄宗，请先事讨之。玄宗深嘉纳焉。”萧至忠等伏诛之后，张说第二次拜相——“征拜中书令，封燕国公。其冬，改易官名，拜紫薇令”。玄宗即位后，于开元元年十二月，将尚书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中书省改为紫薇省，门下省改为黄门省，侍中改为监。故紫薇令即中书令，换个名称而已。此后多称张说为燕公或燕国公。

　　不久，张说又为另一位名宰相姚崇等所构陷，出为州刺史、州都督等职，在军事上大展拳脚，功勋赫然。而后，第三次拜相——“拜兵部尚书，同中枢门下三品，仍依旧修国史。明年，又敕说为朔方军节度大使，往巡五城，处置兵马”。张说文武才略兼备，首创“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对后世影响深远。

　　张说“首建封禅之议”（以上均引自《旧唐书·张说传》）——亦即《酉阳杂俎》所谓“明皇封禅泰山，张说为封禅使”，钦命全权主理。《旧唐书·张说传》载：“及将东封，授说为右丞相兼中书令，源乾曜为左丞相兼侍中，盖勒成岱宗，以明宰相佐成王化也。”正是这次封禅大典，张说开罪了太多的人，被多名高官联合参劾，“敕宰臣源乾曜（等若干大员）……就尚书省鞫问”，等于被“双规”又“审讯”，尽管“玄宗悯之”，还是“诏说致仕”，诏令他提前退休。

　　读者诸君不会以为燕公这回真的不行了吧？不，不，不仅没有，还得加倍排场地摆酒张乐御制诗篇迎接燕国公回朝“上班”呢。

　　“明皇封禅泰山”在开元十三年，次年诏令致仕。三年后，张说第四次拜相——“（开元）十七年，复拜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寻代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相。视事之日，上敕所司供帐，设音乐，内出酒食，御制诗一篇以叙其事。加开府仪同三司。当时荣宠，莫与为比”。惜乎，彩云易散琉璃脆，次年即薨，时年六十四岁。玄宗皇帝钦定谥“文贞”，备极哀荣。玄宗诏书称张说官职——“故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上柱国、燕国公张说”云尔。

　　燕公张说，四起三落，文经武纬，宏谋大略。他拿住过权力，也失去过权力，屡屡品尝“冰火两重天”的滋味，深知“不坐餐桌上，就在菜单上”，乃至于“掌权不用，过期作废”之硬道理，故其用权既专且狠，是个厉害角色。

　　三、赐绯服

　　先介绍一下时代背景，以及唐代的舆服制度。

　　“赐绯服”的“绯”，指颜色，即鲜红，大红，亦称“朱”——“朱门酒肉臭”的“朱”。据唐人刘餗《隋唐嘉话》记述：“旧官人所服，唯黄紫二色而已。（太宗）贞观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上朱，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以青焉。”又曰：“朝仪：鱼袋之饰，唯金银二等。至武后（则天）乃改五品以铜。中宗反正，仍旧。”

　　关于唐朝的“鱼袋”制度，交代几句。

　　金鱼袋，银鱼袋，是唐代公卿大臣随身佩戴的装着身份标识的鱼符的袋子。“鱼符”，顾名思义，鱼形符契，长约二寸，宽约七分，横断面左右剖开，中间有“同”字形榫卯可契合，左符放在内廷作“底根”，右符持有者随身携带，作为官品身份证明；同时也是权力凭证——譬如，调兵时需要左右符契合（称“合同”，相当于前代的“虎符”）。据《旧唐书·舆服志》载：“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九月，改银菟符为银鱼符。”“菟符”即“虎符”。由于唐高祖李渊的爷爷乃隋朝重臣“八柱国”之一的李虎，为避名讳，用虎的别称“於菟”之“菟”以代之；又因为大唐乃李家天下，取“鲤鱼跃龙门”之吉兆，“鲤”之谐音“李”也，故以“鱼符”取代“虎符”。

　　在唐代，佩鱼袋乃官员之荣宠，本来规定“去任及致仕即解去鱼袋”，然而开元年间张嘉贞为宰相时，“奏诸致仕许终生佩鱼”，故金银鱼袋有些泛滥。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河湖之中的鲤鱼更加泛滥。据《酉阳杂俎》记述：“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鯶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旧唐书·玄宗纪》还真有这一则御令：“（开元三年）二月，禁断天下采捕鲤鱼。”

　　隋唐以前朝廷官员服饰，往往根据民族习俗、帝王癖好而制定，“朱紫玄黄，各任所好”。直到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才开始“宪章古则，创造衣冠”。唐承隋制，又逐渐有所改造。据《旧唐书·舆服志》载：“（太宗）贞观四年又制：‘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下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以青，带以鍮石。妇人从夫色。’”唐高宗李治时代，又有人提出“深青乱紫”，而且臣子“不许着黄”，制定了更为细致的服饰规格：“（高宗）上元元年八月又制：‘一品已下带手巾、算袋，仍佩刀子、砺石；武官欲带者听之。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并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庶人并铜铁带。’”

　　《酉阳杂俎》所说的“旧例，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迁转一级。惟郑镒因说，骤迁五品，兼赐绯服”。隋唐时代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已然顶格，没法再升，故三公以下各级官员，在封禅大典之后，皆普调即“迁转”一级。《旧唐书·玄宗纪》亦载：“（东封泰山后），内外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赐一阶，登山官封赐一阶。”

　　闪瞎人眼的是，张说的乘龙快婿郑镒，靠着老丈人是宰相兼“封禅使”的特权，一下子从九品稗官，飞升至五品大员，官袍也从浅青色，变成了浅红色，鍮石带亦更换为金带。按照这速度，这趋势，这“不一样的烟火”，烈火烹油，拔苗助长，很快就会“红”得发“紫”——“文武三品已上服紫”。正因如此，撬动了朝堂上多少人的神经！

　　四、黄幡绰

　　郑镒越级飞升，不仅惹得公卿大臣眼红，亦引起了玄宗的注意。

　　正如《酉阳杂俎》所述：“因大脯次，玄宗见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镒无词以对。”据《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封禅泰山之后，玄宗于泰山下“御帐殿受朝贺，大赦天下”，颁布参加封禅的各级官员晋升爵阶不等，并“赐酺七日”，大宴群臣——亦即《酉阳杂俎》所谓“大脯次”。玄宗看见身着绯袍的郑镒，问他凭啥升得恁快？郑镒无语，大臣们亦不便或不敢挑破，而陪伴玄宗身边的“梨园弟子”黄幡绰，却趁机幽了一默：“此乃泰山之力也！”

　　一语中的！余音袅袅，千年不绝……

　　幽默，是一个英语外来词。而我国古代不叫幽默，叫谐谑，叫滑稽——读作古基，尽管也有滑稽搞笑的成分，然其基本义却偏于诙谐幽默。《史记》中即有《滑稽列传》，太史公司马迁评价列传中的淳于髡、优孟等“滑稽大师”之作用，称其“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黄幡绰“谈言微中”，而且特别“中靶”，但却不是为了“解纷”，而是为了给张说翁婿“上眼药”，或者专门给玄宗“递刀子”。俗话说：“三百六十行，无祖不立。”戏剧界供奉的祖师爷就是唐明皇。物以类聚。黄幡绰乃唐代名伶，常以“滑稽”讽谏玄宗，如谏阻重用安禄山等人，侍奉明皇三十余年，深得宠信，在“梨园弟子”中属于特殊人物，获赐四品绯衣，与西汉东方朔一样被誉为“滑稽之雄”。然而，黄幡绰毕竟只是一枚戏子，故正史极少着墨，多在唐人笔记中出现。譬如，唐人赵璘《因话录》即有玄宗与黄幡绰“问对”及“逗哏”之记述，只是由于年代太过古远，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当时的笑话已然过景而褪色。

　　但“泰山之力”永不过时。

　　尽管前代亦有将丈人称作岳丈者，然宋人释常谈引用黄幡绰之名言“此乃泰山之力也”，称其即是将丈人称作“泰山”之始也。清代文人赵翼《陔余丛考》引《黄谱笔记》，谓《汉书·郊祀志》记述“大山川有岳山，小山川有岳壻。山岳而有壻，则岳可呼妇翁矣”。不管是否属于首创，而黄幡绰借景摇情，借题发挥，一语双关，揭穿老底，将此泰山与彼泰山应景而巧妙地关联在一起——在公卿大臣万马皆喑之时，一个戏子竟敢捅破天！

　　这不能不说是一次伟大的创作。

　　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勇毅的行动。

　　“泰山之力”事件，给张说带来了大麻烦。

　　关于封禅大典，左丞相源乾曜本来就不赞成，而张说坚持促成。封禅之后，“封禅使”张说又厚此薄彼，照顾亲旧，结党营私，不仅开罪了包括源乾曜在内的很多人，也给政敌留下了收拾他的绝佳机会。据《旧唐书·张说传》记述：“初，源乾曜本意不欲封禅，而说固赞其事，由是颇不相平。及登山，说引所亲摄供奉官及主事等从升，加阶超入五品，其余官多不得上。又，行从兵士，惟加勋，不得赐物，由是颇为内外所怨。”

　　此其时也，政敌纷纷上手，“趁你病，要你命”，特别是屡次受挫于宰相张说的御史中丞宇文融，联合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李林甫等，“奏弹说引术士夜解及受脏等状。敕宰臣源乾曜、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胡珪、御史大夫崔隐甫就尚书省鞫（音jū，审讯）问”。玄宗敕令左丞相源乾曜率领公检法司主要长官组成“专案组”，进驻尚书省审讯右丞相张说，并“发金吾兵围其第”（《新唐书·张说传》）。“金吾”，汉代称“执金吾”（汉代“金吾”之“吾”读yù，“吾”与“御”通假），东汉光武帝刘秀年轻时最美好的理想，就是“仕宦当得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后汉书·皇后纪》）；唐代改称“金吾卫”（唐代改制后，明确“吾”读wú），乃守卫皇宫与护卫皇帝的禁卫军。俗话说：“人情看冷暖，天变一时间”。张说的宰相府邸，瞬间被“金吾兵”围了个结实，吓人不？

　　据《新唐书·张说传》载：“（宇文）融恨恚（音huì，怨恨），乃与崔隐甫、李林甫共劾奏（张）说‘引术士王庆则夜祠祷解，而奏表其闾；引僧道岸窥詗（音xiòng，刺探）时事，冒署右职；所亲吏张观、范尧臣依据说势，市权招赂，擅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其言丑惨。”每一条都是“送命题”。果然，“帝怒，诏乾曜、隐甫、刑部尚书韦抗即尚书省鞫之”。因为张说的兄长左庶子张光在朝堂上割耳鸣冤，玄宗心中疑惑，“帝遣高力士往视，见说蓬首垢面，席藁（音gǎo，稻麦秸秆，泛指柴草），家人以瓦器馈脱粟盐疏，为自罚忧惧者。力士还奏，且言：‘说往纳忠，于国有功。’帝怃然，乃停说中书令，诛（王）庆则等，坐者犹十余人。说既罢政事，在集贤院专修国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许。然每军国大务，帝则访焉。隐甫等恐说复用，巧文诋毁，素忿说者又著《疾邪篇》，帝闻，因令致仕”。尽管玄宗特殊照拂张说，但挡不住政敌连番攻击，舆论汹汹，最终“被退休”。

　　当然，三年后即隆重复出，燕公张说第四次拜相，厉害了！

　　然而，我一直关心他的爱婿——身着绯衣的郑镒结局如何？

　　按照历史经验与常识，豪门巨宦的女婿和儿媳，均可以通过海选结合优选产生，一般都是才貌双全者。但在《旧唐书》与《新唐书》张说本传中，均未提及郑镒。倒是张说那两个很出息的儿子张均和张垍，皆有附传。

　　燕公张说世称“大手笔”，其长子张均文采亦高，历任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刑部尚书，后袭封燕国公，“自以才名当为宰辅，常为李林甫所抑”——就是当年参与搞垮张说的那个李林甫，此时为宰相，张均之前程可想而知。不过，张均、张垍兄弟毁在急于向上攀爬，关键是毫无政治操守。张说次子张垍，尚玄宗爱女宁亲公主，特受恩宠，“许于禁中置内宅”，玄宗亲口许诺张垍作宰相（“无踰吾爱壻矣”）。后因杨贵妃密告哥哥杨国忠，宰相杨国忠从中作梗，未成，“垍深觖望”；后又因故贬谪，故心怀怨恨。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起兵叛乱，攻陷洛阳，建立伪燕国，自称“雄武皇帝”；随后攻破潼关，占领长安。张均、张垍皆受伪命。据《旧唐书·张说传》记载，“禄山之乱，（张均）受伪命为中书令，掌贼枢衡”，张垍素来与禄山交好，故“垍与陈希烈为贼宰相，垍死于贼中”。

　　有一个插曲。禄山叛乱，玄宗仓皇从长安逃到咸阳，打算进一步“西狩”入蜀，问高力士，哪些大臣可能追随咱？《新唐书·张垍传》载：“帝西狩至咸阳，唯见韦见素、杨国忠、魏方进从。帝谓力士曰：‘若计朝臣当孰至者？’力士曰：‘张垍兄弟世以恩戚贵，其当即来。房琯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用，又为禄山所器，此不来矣。’帝曰：‘未可知也。’后琯至，召见流涕。帝抚劳，且问：‘均、垍安在？’琯曰：‘臣之西，亦尝过其家，将与偕来。均曰：“马不善驰，后当继行。”然臣观之，恐不能从陛下矣。’帝嗟怅，顾力士曰：‘吾岂欲诬人哉？均等自谓才气无双，恨不大用；吾向欲始终全之，今非若所料也。’”唐太宗《赐萧瑀》诗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信然。

　　平定禄山之乱后，张垍已死；张均罪当大辟，其弟亦是死罪。幸得前宰相房琯鼎力营救——受其父张说之恩荫福报，张均方免死流放。据《新唐书·张均传》记载：“肃宗（李亨）反正，（张氏）兄弟皆论死。房琯闻之，惊曰：‘张氏灭矣！’乃见苗晋卿（宰相），营解之。帝亦顾说有旧（笔者按：唐肃宗李亨出生之前，太平公主等密谋造谣令其母堕胎，张说力谏玄宗，保住李亨顺利诞生。此即“顾说有旧”之因由也），诏免死，流合浦。”据《新唐书》撰者欧阳修等赞曰：“（张）说于玄宗最有德，及太平（公主）用事，纳忠惓惓，又图封禅，发明典章，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中为奸人排拫，几不免，自古功名始终亦几希，何独说哉！至子以利遽败其家。”

　　覆巢之下无完卵。当此“泰山”摧矣，当初借“泰山之力”获赐绯衣的东床快婿郑镒，亦不免“东风无力百花残”，岂能独善其身以自全乎？这也不妨看作，是乃“泰山之力”的反作用力之“回旋镖”。

　　自古以来，王公巨卿因不肖子孙而败家甚至灭族者，不可胜数。古代以“六爻”占卜者，其“六亲”有官鬼、父母、兄弟、妻财、子孙，而普通人占得子孙，为“福星”（扶助，生财）；而官人占得子孙，则为“灾星”（耗散，剋官）。这也许是一种历史经验客观归纳之现实投射吧？故历代帝王将相很注重对儿孙的教育与培养。

　　譬如唐人刘肃《大唐新语》记述：“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皇帝读物）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今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诏以《初学记》为名。”故唐代学士徐坚等撰集的《初学记》，就是玄宗要求“撰集要事并要文”之便于阅读理解、多快好省、立竿见影地为皇子们编写的“初级课外读物”。《初学记》讲到“贵”如是言：“《抱朴子》曰：‘贵游子弟，生乎妇人之手，忧惧未尝经心，或未免襁褓而加青紫之秩，才胜衣冠而居宠荣之位，专生杀之威，操黜陟之柄，诚可畏矣！’”

　　“诚可畏矣！”——太可怕了！

　　此之关键在于，“贵”子孙们的结局之可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是借助祖宗之德、家君之势，乃至于“泰山之力”，更便捷地向上向善向好发展，“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反而成为堕落、没落、摔落的巨大落差，失足、失节、失意、失势进而一败涂地，“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哪有头可回？一失足，千古恨，试问“贵”子孙们有多少头颅可抛呢？可悲也可叹！

　　《旧唐书·张说传》撰者刘昫曰：“张燕公……可谓武纬文经。惜乎均、垍务速，失节贼廷。自武德以来，称贤相者，房、杜、姚、宋四公，皆遭无赖子弟污圮先业，非独燕国之不幸也。”“武德”乃唐高祖李渊的年号，是唐朝开国第一个年号。大唐三百年来最响当当的四大名相，“贞观之治”有“房杜”，“开元盛世”有“姚宋”，而不幸如房、杜、姚、宋四公之不肖子孙者，容我一一道来。

　　《旧唐书·房玄龄传》开首即云：“房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人。”而《新唐书·房玄龄传》开首又曰：“房玄龄字乔，齐州临淄人。”史实以及评述不尽相同，各有因由，各有千秋，何去何从？故讲到房、杜、姚、宋之子孙，尽量多归纳，少引述。

　　梁国公房玄龄，大唐第一名相，政治家、史学家。他的两个儿子，长子房遗直，官居礼部尚书、汴州刺史；次子房遗爱，“诞率无学，有武力”，但因“尚公主”——娶了唐太宗的爱女高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官至太府卿、散骑常侍、右卫将军。由于太宗过分宠溺女儿，所以爱壻“与诸主壻礼秩绝异”，啥都是独一份的。梁公去世后，爵位由长子遗直继承，但是公主非要夺给遗爱，老大害怕，决定“让爵”，太宗不许，并厌恶女儿。公主怏怏，跟僧人辩机乱搞，太宗大怒，腰斩辩机，处死公主身边奴婢十几人，公主因此痛恨父皇，“帝崩，哭不哀”。后来公主又出幺蛾子，仍想夺爵，诬告大伯子遗直对她“无礼”。作为哥哥的唐高宗李治——“帝敕长孙无忌鞫治”，不仅遗直“无礼于己”纯属子虚乌有，还意外查出“公主与遗爱谋反之状”。这一下祸祸了全家：“遗爱伏诛，公主赐自尽，诸子配流岭表。遗直以父勋特宥之，除名为庶人。停玄龄配享。”大臣死后“陪葬昭陵（太宗墓）”，乃莫大荣宠，梁国公房玄龄因为儿子遗爱与公主“不作死，死不休”的劲头，他们不仅“作”死了自己，也害惨兄弟及子孙，还连累故去的老父亲被移出昭陵，“诏停配享”。俗话说：“娶妻娶公主，无事招官府。”此乃最生动的例子。

　　“房谋杜断”的另一位莱国公杜如晦，同样是大唐名相，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排名第三位，比梁国公房玄龄还靠前两个身位。长子杜构袭爵，官至慈州刺史。次子杜荷，“性暴诡不循法，尚城阳公主”（也“尚”了个公主。这主更厉害，乃唐太宗与长孙皇后之女，唐高宗李治的同胞妹，还是太平公主的姑母兼婆母呢），官至尚秉奉御，封襄阳郡公。太宗长子——太子李承乾谋反，杜荷没少出馊主意，撺掇大舅哥太子承乾装病，骗来太宗，趁机下手，逼太宗做太上皇，然后承乾登大位。据《新唐书·杜如晦传》记载：“承乾谋反，荷曰：‘琅邪颜利仁（术士）善星数，言天有变，宜建大事，陛下当为太上皇。请称疾，上必临问，可以得志。’”莱国公杜如晦竟然生出这个蠢货！“及败，坐诛。临刑，意象轩骜”，雄赳赳慷慨赴死，像个英雄似的。哥哥杜构受其株连，“坐弟荷谋逆，徙于岭表而卒”。城阳公主未参与谋逆，平安无事，“再降（下嫁）薛瓘”，生三子，幼子薛绍“尚”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这个公主可不太平啊！不过，城阳公主在亲哥哥皇帝李治呵护下，“薨”后“陪葬昭陵”。

　　唐朝宰相“改姓更名”比较多的，一个是高祖、太宗及高宗朝的李勣（音jì），另一个是武后、睿宗及玄宗朝的姚崇。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英国公李勣，原名徐世勣，字懋功，大唐“战神”之一，仅次于大唐“军神”李靖。唐高祖赐姓李氏，更名李世勣，太宗李世民亦称“今朕委任李世勣于并州”云尔。但是到高宗李治登基，即令其去掉名字中的“世”字，“永徽（唐高宗第一个年号）中，（李世勣）以犯太宗讳，单名勣焉”。别说是李世勣了，就连佛界神仙观世音菩萨，都得改称观音菩萨呢。另一位名相姚崇，本名姚元崇，由于当时突厥叱利元崇叛乱，武则天不想让姚元崇与贼同名，改为元之；又因参与诛灭张易之兄弟有功，睿宗即位后拜相；为了避讳玄宗的第一个年号“开元”，又改名姚崇。玄宗初即位，“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有智有谋，敢决敢为，在政治治理能力上没的说，不过有两大缺陷也很突出：一是好耍阴谋诡计（“资权谲”），二是纵容庇护儿子贪污受贿，利用其人脉资源，“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旧唐书·姚崇传》记载：“纵其子光禄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广引宾客，受纳馈遗，由是为时所讥。”《新唐书·姚崇传》亦云：“时崇儿子在洛，通宾客馈遗，凭旧请托。”有大臣报告了玄宗，足智多谋的姚崇，自然能把儿子们罩住，摆平。俗话说：“宠子如杀子。”姚崇的三个儿子，姚彝、姚异、姚奕，读音都差不多，但行为作派迥异。老三姚奕，与老大、老二不同，“奕少修谨”，一步一个脚印往上迁升，官至太仆卿、礼部侍郎、尚书右丞。就是姚崇这个好儿子姚奕的儿子姚闳，作右丞相牛仙客幕府，官居侍御史、仙客判官。在牛仙客大病弥留之际，姚闳强行逼迫其向皇帝表奏，保荐他爹姚奕与兵部侍郎卢奂当宰相。牛仙客妻气不过，“因中使奏之”（通过太监奏报玄宗），“闳坐死，奕贬永阳太守，卒”。至于彝、异及其儿孙们后来如何？史无明文，不便妄揣。不过，在那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犯法，家族株连”的时代，结果嘛，你懂得。

　　“开元盛世”名宰相“姚宋”之宋璟，绝对称得上最硬骨头的“骨鲠大臣”。硬刚武则天男宠“二张”兄弟张易之、张宗昌，使得易之忍无可忍，派刺客暗杀之（未果）。二是硬刚武则天侄儿梁王武三思，《新唐书·宋璟传》有“武三思怙烝宠”之记载，何为“烝”？古代指与母辈淫乱。武三思与中宗李显之韦皇后私通，处士韦月将“告三思乱宫掖，帝诏殊死（立即处死韦月将）。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问即斩之，臣恐有窃议者，请按而后刑。’帝愈怒。璟曰：‘请先诛臣，不然，终不奉诏。’帝乃流月将岭南。”时任黄门侍郎的宋璟，不仅仅是硬刚武三思，更是硬刚中宗李显与韦皇后。再是硬刚作威作福屡屡干政的太平公主，“乃与姚崇白奏出公主、诸王于外，帝不能用”。哪一次硬刚，都要付出被贬官的代价，甚至还有杀头之虞。史称宋璟“风度凝远，人莫涯其量”，“璟为宰相，务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职”。就是这样一位梗直而大有作为的名宰相，却生养了六头名副其实的“神兽”：姚昇、姚尚、姚浑、姚恕、姚华、姚衡——此六子者，我将他们名字排列了一下——“身上横竖划痕”，恶行累累！老大姚昇，官居太仆少卿；老二姚尚，汉东太守；老三姚浑，与宰相李林甫关系铁，引为谏议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东京采访使等；老四姚恕，以都官郎中为剑南采访判官，“贪纵不法，阴养刺客”；老五姚华、老六姚衡等，俱有贪状，不一而足。说结果，他们多因贪治罪，或贬官，或流放。据《新唐书·宋璟传》载：“天宝（唐玄宗年号）中，浑、恕、尚并以脏败，浑流高要，恕流海康，尚贬临海长史。华、衡亦皆坐贪得罪。”只有老大姚昇似乎未被治罪，不过《新唐书》还补了一刀：“昆弟皆荒饮排嬉，而衡最险悖。”一头一尾，老大也出不了“荒饮排嬉”，《旧唐书·宋璟传》亦称“兄弟尽善饮谑，俳优杂戏”，最轻也是吃喝玩乐养戏子；老小“衡最险悖”，《旧唐书》亦称其“衡最粗险”。其实更不堪的是，老三姚浑和老四姚恕。姚浑看上唐代大书法家、官居参知政事的薛稷那美艳而寡居的外甥女郑氏，让已有家室的部下杨某“影娶妻”郑氏，然后杨某私下转让给同样有妻室的姚浑，浑再将部下杨某提拔，此乃古代“以权谋色”的绝佳案例。还有姚恕，看上当县令的表兄那貌美如花的妻子，不仅与表嫂勾搭成奸，还依仗权势贬了表兄的官。读史至此，不禁想起魏武帝曹操之名言：“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刘表）儿子若豚犬耳！”大唐名相宋璟的儿子们，不就是一群“衣冠禽兽”吗？

　　俗话说：“养儿莫笑偷，养女莫笑娼。”因为古今中外，谁也保不住儿孙必不堕落。如何才能葆有好儿孙？这绝对是一个世界级的历史性难题。遍查典籍，未见有何“灵丹妙药”。所以俗话又说：“神仙难医卿相命，有钱难买子孙贤。”当然，“开药方”者，亦代不乏人。

　　有强调历练与立功的。譬如，《战国策·赵策四》之《触詟说赵太后》有言：“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这则历史故事中学生都知道。故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强调苦难历练与建立功勋的重要性。可是，然后呢？文中之长安君，乃赵惠王之子，赵孝成王之弟，赵太后之幼子。由于赵孝成王年幼即位，实际执政者乃母亲赵太后。长安君被送到齐国作质子，换取齐国军事援助。然而，在“长平之战”后，赵国急速衰落，最终被秦灭国，王室成员多避祸改姓，风流云散，不知所踪。在“秋风扫落叶”之大气候大环境下，个人奋斗，个人命运，似乎永远不值一提。

　　也有强调家风家教的。《汉书》撰者班固在《景十三王传》后赞曰：“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古谚亦云：“富贵而不教，禽兽也！”但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毛泽东语录）。譬如，一家出了三位大圣人的周文王姬昌之家，那家教家风足够好吧？另一位大圣人孔子编撰的《诗经·大雅·思齐》有云：“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周姜”乃古公亶父之妻，王季之母；“大任”乃王季之妻，文王之母；“大姒”乃文王之妻，武王、周公之母。几代贤母不仅是家庭家族之榜样，也是邦国之楷模，即“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能做她们的儿孙自然是有福之人，亦即“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可是问题在于，同样是“大姒”的儿子们，既有大圣人周武王与周公旦，亦有大奸大恶如管叔、蔡叔之流——岂家风家教对管蔡失效者也乎？还有，《新唐书·房玄龄传》有言：“（房玄龄）治家有法度，常恐诸子骄侈，席势凌人，乃集古今家诫，书为屏风，令各取一具，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矣。’”“保躬”即保身保命，而次子遗爱丧命辱先，使“治家有法度”成为一个笑话。再如，前文提到的英国公李勣，临终之际把弟弟李弼（徐弼）叫到面前叮咛——《旧唐书·李勣传》记载：“（李勣对弟弼讲）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荡尽。我有如许豚犬，将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伦，交游非类，急即打死，然后奏知。……违我言者，同于戮尸。”一语成谶。恰如《红楼梦》所言“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英公李勣的整个家族，灭绝于孙子徐敬业——就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为之起草《讨武曌檄》的那个“英雄”徐敬业。本来英公薨后“陪葬昭陵”，且“诏勣配享高宗庙庭”，但却让大孙子害得被武则天“追削官爵，剖坟斫棺，复本姓徐氏”。更悲惨的是，“勣诸子孙坐敬业诛杀，靡有遗胤，偶脱祸者，皆窜迹胡越”，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俗谚亦云：“王侯将相，管不住儿孙浪荡。”纵观史籍，历朝历代，君子之泽，二世三世而斩者，亦不在少数，又绝非大唐名相房、杜、姚、宋及英国公等几家几族。只是不知燕公张说等诸君子地下有知，可否心态平衡而瞑目乎？

　　李建永，笔名南牧马，从事散文、杂文写作与民俗文化研究。山西山阴人氏。曾在阳泉市工作多年。2001年北京市以特殊人才引进。《中国社会报》原编委，高级记者。“太阳鸟”中国文学年选杂文卷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杂文集《母亲词典》《我从〈大地〉走来》《园有棘：李建永杂文自选集》《谚云》（与夫人和女儿合著）等十部。多篇作品入选《中华优秀杂文典藏》《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杂文卷》及《新华文摘》和中学语文教材。杂文《零读》获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散文《母亲碎碎念》获第十一届冰心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