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唐人笔记，长短不拘，多为干货，不仅读来新人耳目涨知识，亦颇具史料价值。不管是稍长点的《大唐新语》《封氏闻见记》《东观奏记》《唐国史补》《唐摭言》，还是短而精的《大唐传载》《隋唐嘉话》《明皇杂录》《松窗杂录》《幽闲鼓吹》《尚书故实》《因话录》等，均被撰写《旧唐书》与《新唐书》乃至于《资治通鉴》的史臣和文豪们，多有采用。谨撷取其中几个词条，结撰十篇小文，感昔而抚今，生发一点浅论，聊博一哂。

　　唐代大诗人李白写过《蜀道难》。

　　唐代小诗人陆畅写过《蜀道易》。

　　诗人，本无须以大小来划分，只是陆畅在诗星浩瀚而璀璨的大唐时代，甚至连个小诗人也算不上。陆畅的诗在《全唐诗》中留存四十余首，即如其“最好”的《惊雪》诗：“怪得北风急，前庭如月辉。天人宁许巧，剪水作花飞。”还有，《送李山人归山》诗：“来从千山万山里，归向千山万山去。山中白云千万重，却望人间不知处。”诸如此类，亦多是些“朴实无华”的“口水诗”。

　　然而，小诗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就特定的人物与特定的事件来看，所起的历史性、决定性之特定作用，却未见得小。

　　李白《蜀道难》全诗294字，句法多变，韵散皆具，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九言、十一言等，想象奇瑰，元气磅礴，大开大阖，天马行空！李白初入长安时，太子宾客、秘书监贺知章闻其名，前去拜访，太白将《蜀道难》示之，贺监读之激赏，叹为“谪仙人”！

　　据唐人孟棨《本事诗·高逸》记述：“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李白之诗名大振，有赖贺监知章大肆称赏播扬。其时太白诗名之盛——盛大到什么程度？连唐玄宗都想会会他。据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语资》记述：“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亡万乘之尊。”足见太白气场之强大。

　　李白《蜀道难》不仅实景状写由蜀入秦之山川奇丽惊险，同时亦寄予人事之规谏。《新唐书·严武传》载：“武在蜀颇放肆……琯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为《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房琯与杜甫，确实与严武相厚。严武，华州华阴（今陕西渭南）人，中唐名将、诗人，官拜给事中、京兆少尹，均为宰相房琯所保荐。后来房琯获罪的缘由之一，即有与严武等“交结”为“朋党”这一条。据《旧唐书·房琯传》记载：“诏曰：‘……（房琯）又与前国子祭酒刘秩、前京兆少尹严武等潜为交结，轻肆言谈，有朋党不公之名，违臣子奉上之体。’”杜甫与房琯亦是布衣之交，房琯因为陈涛斜之败，被罢免宰相，杜甫上疏为之开脱，触怒皇帝，差点获罪。而杜甫与严武亦为世旧，更是“厚”得不得了。严武升任成都尹、剑南节度使，封郑国公、迁黄门侍郎，因求宰相不遂，复节度剑南，又因战功加检校吏部尚书（按：凡署“检校”者，非实职，均为荣誉性虚衔）。杜甫晚年生计多依赖严武，故其诗有句：“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黄阁老”即指曾任黄门侍郎的严武。

　　正是由于关系太“铁”，杜甫对“长官”严武不拘礼节，说话不讲分寸，直呼严武之父名严挺之，因而激怒严武。据《新唐书·杜甫传》记载：“（杜甫）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按：就是现在的成都“杜甫草堂”）。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入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牀，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在严武母亲奔赴营救之下，杜甫算是捡回了一条命。杜甫对寄人篱下的“幕府”生涯，充满了无奈、感伤、悲怆与不甘，尽管为生存苟安而写下“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然而恐怕“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抒发的才是他最真切的感受吧？

　　对于此番历史公案，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思想家顾炎武，对《新唐书》两位主撰者欧阳修与宋祁，称扬前者而贬斥后者。他在《日知录·新唐书》中讲道：“《新唐书》‘志’，欧阳永叔所作，颇有裁断，文亦明达。而‘列传’出宋子京之手，则简而不明。二手高下，迥为不侔矣。”又说：“《严武传》：‘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房琯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作《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此宋人穿凿之论。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

　　不过，顾亭林此“论”不确，想当然耳。事实上，史载严武“肆志逞欲，恣行猛政”，不止一桩。后晋刘昫撰《旧唐书·严武传》亦载：“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之。”同时也讲到：“初为剑南节度使，旧相房琯出为管内刺史，琯于武有荐导之恩，武骄倨，见琯略无朝礼，甚为时议所贬。”何况，严武童年时即有杀人案底。他的父亲中书侍郎严挺之，因宠溺一个名叫英的小妾，不搭理其母裴氏，严武便用铁锤捶死小妾。这桩命案，《新唐书·严武传》有详细记载：“母裴不为挺之所答，独厚其妾英。武始八岁，怪问其母，母语之故。武奋然以铁鎚就英寝，碎其首。左右惊白挺之曰：‘郎戏杀英。’武辞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儿故杀之，非戏也！’父奇之曰：‘真严挺之子！’”八岁故意杀人，振振有词，不仅未受惩罚，反而得到高官父亲赞扬！你还怀疑被触怒的严武，不敢伤害甚而杀害杜甫及失势的老恩公房琯吗？所以呀，太白《蜀道难》屡有“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之句，仔细品鉴，是不是含有苦心规谏的“弦外之音”呢？所以说，顾亭林所谓“此宋人穿凿之论”的判断，以及称颂欧阳文忠公而贬损宋子京之论，是难以成立的。难道堂堂官修正史《新唐书》之“列传”部分，只有宋祁一人负责草创，而作为总修撰的欧阳文忠公，不审不阅不把关就编入了正史？显然不可能。至于太白创作《蜀道难》的具体年代，学界至今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尽管《新唐书·韦皋传》记载“天宝时，李白为《蜀道难》篇以斥严武”，但这也正是被顾亭林所诟病之处。

　　李白作《蜀道难》，开篇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陆畅作《蜀道易》，起首亦云：“蜀道易，易于履平地。”

　　陆畅的故事出自唐人李绰《尚书故实》：

　　陆畅字达夫，常为韦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南康大喜，赠罗八百疋。南康薨，朝廷欲绳其既往之事，复阅先所进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与者因欲构成罪名。畅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见造所进兵器。‘定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释。《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畅感韦之遇，遂反其词也。

　　唐代比较知名的李绰有两人：一个是陇西李族之李绰，出生皇家，乃唐顺宗李诵第二十一子，受封翼王，担任过国子祭酒；一个是赵郡李族之李绰，于唐昭宗李晔时代担任过太常博士、礼部郎中等职——《尚书故实》之作者署名“赵郡李绰”，就是这位。而李绰所撰《尚书故实》中的“尚书”，据当代之唐代文史研究者考证，乃担任过太子宾客（亦称“宾护尚书”，正三品）和大理寺卿的张彦远。

　　张彦远出生蒲州猗氏（今山西临猗县）“三代相门”之巨宦豪门河东张氏——高祖张嘉贞系“开元名相”（中书令），曾祖张延赏系唐德宗时期宰相（同平章事。“韦南康”即张延赏之婿，张彦远的姑爷爷），祖父张弘靖系唐宪宗时期宰相（同平章事）；彦远的父亲张文规官不算大，作过吏部员外郎、殿中侍御史等，但他继承家族之“书香”与“集藏”，“少耽墨妙”，潜心钻研书画，故其子张彦远著有《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论画六法》等，成为著名的书画理论家，亦不足为奇。而晚唐的太常博士、礼部郎中李绰，从同时代的“宾护尚书”张彦远口中，聆听到有唐以来诸多有史料价值和人生况味的“故实”——包括“《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有一定可信度，并非如顾炎武所断定的“此宋人穿凿之论”。

　　之所以揪住顾亭林此“论”不放，还因为顾文原注有“此说又见《韦皋传》，盖因陆畅之《蜀道易》而造为之耳”。“造为之耳”即等于坐实《新唐书》“列传”之修撰者特别是宋子京，是在有意识的“系列造假”。然而，《新唐书》之《严武传》及《韦皋传》中，有关《蜀道难》与《蜀道易》之史料，均采自于唐人笔记《尚书故实》，与“宋人穿凿”风马牛不相及也。以顾亭林之熟读经史，学问鸿博，考据实证，治学严谨，且“精力绝人”“未尝一日废书”“立言不为一时”（其门人潘耒语），而一旦未曾留意到薄薄一册唐人笔记《尚书故实》，便会对《新唐书》之“列传”发生诸多臆断，频出纰漏；况今日文化学术乃至文学艺术界之“半吊子”乎！

　　《尚书故实》提到陆畅为之作《蜀道易》的“韦南康”，乃唐德宗时期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韦皋，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乃唐代中期“懿文经武”之名臣、军事家、诗人。唐德宗时期，韦皋加检校礼部尚书，大将军，以功加吏部尚书、特进检校右仆射，加统押近界诸蛮、西山八国兼云南安抚等使，就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功加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封南康郡王，史称“韦南康”。唐顺宗即位，又加检校太尉，故亦称“韦太尉”。韦皋因出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总镇川蜀二十余载，收夷拓疆，边功卓著。故唐代文人有将韦皋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汾阳王郭子仪，相提并论。

　　据唐人李肇《唐国史补》评述：“郭汾阳再收长安，任中书令，二十四考，勋业福履，人臣第一。韦太尉皋镇西川，亦二十年，降吐蕃九节度，擒论莽热以献，大招附西南夷，任太尉，封南康王，亦其次也。”并在另条记述评论道：“韦太尉在西川，凡事设教。军事将吏婚嫁，则以熟彩衣给其夫氏，以银泥衣给其女氏，又各给钱一万；死葬称是，训练称是。内附者富赡之，远来者将迎之。极其聚敛，坐有余力，以故军府寖盛，而黎甿重困。及晚年为月进，终致刘闢之乱，天下讥之。”功是功，过是过，两分开来评说。

　　韦皋深谙官道，精于权术。一方面，对上邀功固宠有术。所谓“月进”，乃唐德宗贞元年间形成的官场术语，特指地方大员及官吏为谋求皇帝宠信而按月进贡财物宝器的行为。据《旧唐书·韦皋传》载：“皋在蜀二十一年，重赋敛以事月进，卒致蜀土虚竭，时论非之。”不仅如此，为了保守蜀地诸多不能见光的秘密，借各种理由强行将部属“挽留”身边安排——“其从事累官稍崇者，则奏为属郡刺史，或又署在幕府，多不令还朝，盖不欲洩所为于阙下也。”另一方面，对下拉拢收买有招，所谓“善拊士”者是也。据《新唐书·韦皋传》载：“皋治蜀二十一年，数出师，凡破吐蕃四十八万，擒杀节度、都督、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级，获牛羊二十五万，收器械六百三十万，其功烈为西南剧。善拊士，至虽昏嫁皆厚资之，婿给锦衣，女给银涂衣，赐各万钱，死丧者称是。其僚掾官虽显，不使还朝，即署蜀州刺史，自以侈横，务尽藏之。故刘闢阶其属厉，卒以叛。”以上史料，多采自《唐国史补》。俗话说：“失火瞒得住火瞒不住烟，放屁瞒得住响瞒不住臭。”韦皋越是因“自以侈横”，想“务尽藏之”，越是左支右绌，遮掩不住，招致舆论汹汹，“时论非之”。所以小诗人陆畅迎合的恰逢其时，一首《蜀道易》诗，大赞南康治蜀奇功，莺歌燕舞，川蜀升平，情不自禁，引吭高歌——“蜀道易，易于履平地”！于是乎，“南康大喜，赠罗八百疋”！

　　韦皋的最大失算、失误、失策、失格，甚而可以说是失德，诚如《旧唐书》撰者刘昫所论，“韦公季年，惑贼辟之奸说，欲兼巴、益，则志未可量”，并定性为“韦德不周”。对于历史上的功臣名将来说，再大的功劳，也抵不住一次严重失德。

　　“惑贼辟之奸说”，特指韦皋幕府中狼子野心的奸人刘闢。其时，唐顺宗李诵中风失语，行动不便，被“雪藏”深宫，朝政多由侍棋待诏王叔文、侍书待诏王伾与宦官李忠言等“传话”操控。刘闢趁机鼓动韦皋，在身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之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地盘，“欲兼巴、益”。韦皋派遣刘闢去京师游说贿赂王叔文，但把事情搞砸了，故与王叔文等结下梁子。

　　据《旧唐书·韦皋传》记载：“顺宗久疾，不能临朝听政，宦者李忠言、侍棋待诏王叔文、侍书待诏王伾等三人颇干国政，高下在心。皋乃遣支度副使刘闢使于京师，闢私谒王叔文曰：‘太尉使致诚足下，若能致某都领剑南三川，必有以相酬；如不留意，亦有以奉报。’叔文大怒，将斩闢以徇，（宰相）韦执谊固止之，闢乃私去。皋知王叔文人情不附，又知与韦执谊有隙，自以大臣可议社稷，乃上表请皇太子监国。”同时又给皇太子上书，极言“今群小得志，隳紊纲纪，官以势迁，政由情改，朋党交构，荧惑宸聪”“而一朝使叔文奸佞之徒，侮弄朝政，恣意胸臆，坐致倾危”云尔。恰好其他大臣此时亦上书倒二王等。于是，太子李纯——即唐宪宗顺利登基，“尽逐伾、文之党”——参与“永贞革新”的“二王八司马”中，包括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尽遭贬谪或赐死。而《新唐书·韦皋传》记载韦皋与王叔文“结怨”小有不同：“皋遣刘闢来京师谒叔文曰：‘公使私于君，请尽领剑南，则唯君之报。不然，唯君之怨。’叔文怒，欲斩闢，闢遁去。”这则记述更合乎情理。本来，韦皋有扳倒二王、劝进新君之大功，太子受禅登上大位，必将担纲大任。可是，韦南康看似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正红得发紫，岂料突然暴卒，瞬间落幕，享年六十一岁。

　　走笔至此，不由想起《左传·哀公二十七年》中的一句名言：“多陵人者皆不在。”当年严武也是暴卒，年仅四十。贪求无度，暴戾恣睢，杀心太重，难保善终。据《新唐书·严武传》载：“永泰初，卒，母哭：‘而今而后，吾知免于官婢矣。’”知子莫若母。严武的母亲无时不为儿子提心吊胆，不知哪天突然惹下弥天大祸，被抄家问斩，母妻等女眷皆沦为官婢矣！

　　俗话说：“将军狗死人吊孝，将军死了没人埋。”韦皋暴疾卒，其心腹干将支度副使刘闢“主后务”。《新唐书·刘闢传》记载：“宪宗诏以给事中召之，不奉诏。时帝新即位，欲静镇四方，即拜检校工部尚书、剑南西川节度使。”刘闢升任韦皋剑南西川节度使之高职，仍不满足，走上反叛之路，结局自然是死路一条，“斩于城西南独柳下”。

　　韦皋逝后，既受刘闢反叛之影响，同时，政敌们也开始收集其罪证。据《新唐书·韦皋传》记载：“朝廷欲追绳其咎，而不与皋者诋所进兵皆镂‘定秦’字。”“不与皋者”，即与韦皋合不来、见不得的政敌们。关键是韦皋为朝廷所进献的兵器上，都打制着“定秦”二字，联系到他当年派遣刘闢私谒王叔文，提出“都领剑南三川”，而今又抓住“定秦”的把柄，问题的性质便极其严重了，离“谋逆”也就不远了！但问题是，有能力、有意愿、有可能“造反”，并不等于真的造反（就像刘闢那样）。试问诋毁者，韦皋已寿终正寝，“赠太师，谥曰‘忠武’”，备极哀荣，一位逝者如何去实施“造反”呢？好在，“有陆畅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繇是议息”。就像剪刀上打印“张小泉”“王麻子”之名匠品牌一样，“‘定秦’者，匠名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新唐书·韦皋传》亦提及李白与陆畅创作《蜀道难》与《蜀道易》之原委：“始，天宝时，李白为《蜀道难》篇以斥严武，畅更为《蜀道易》以美皋也。”如果说，陆畅作《蜀道易》，颂扬上司，有彩虹屁之嫌；那么，“‘定秦’者，匠名也”，挺身而出，一语六字，四两拨千斤，消弭弥天大罪、株连九族、血腥屠杀、万千女眷沦为官婢于无形！释家有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合着小诗人陆畅陆达夫，相当于修造了几千万座佛塔呢？阿弥陀佛，功德无量！

　　李建永，笔名南牧马，杂文家，散文家，民俗文化学者。山西山阴人，曾在阳泉市工作多年。现居北京。从业媒体，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太阳鸟”中国文学年选杂文卷主编。著有杂文散文集《说江湖》《说风流》《母亲词典》《中国杂文·李建永集》《我从〈大地〉走来》《园有棘：李建永杂文自选集》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