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唐人笔记，长短不拘，皆为干货，不仅读来新人耳目涨知识，亦颇具史料价值。不管是稍长点的《大唐新语》《封氏闻见记》《东观奏记》《朝野佥事》《唐国史补》《唐摭言》，还是短而精的《大唐传载》《隋唐嘉话》《明皇杂录》《幽闲鼓吹》《尚书故实》《因话录》等，均被撰写《旧唐书》与《新唐书》乃至于《资治通鉴》的史臣和文豪们，多有采用。谨撷取其中几个词条，结撰十则短文，感昔而抚今，生发一点浅论，聊博一哂。

　　渣　谈

　　渣男渣女，古人也说，唐代称“查”，音义皆同。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有“查谈”一则：“近代流俗，呼丈夫妇人纵放不拘礼度者为‘查’。又有百数十种语，自相通解，谓之‘查谈’，大抵近猥僻。”

　　男男女女，匹夫匹妇，“纵放不拘礼度者”之“查”，何时何代何处没有？比照当今来看，无非是些狂乱悖逆之作派，涉及情色者则有“约炮”“偷情”“换妻”“脚踩N只船”“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乃至“以权谋色，权色交易”等诸端，渣渣而已。而“查谈”，则是“纵放不拘礼度者”之“又有百数十种语，自相通解”，类似于“江湖切口”的私密暗语，属于小圈子里你知我知心领神会的“黑话”与“黄话”。所谓“猥僻”者，“猥”为猥亵下流，“僻”为隐秘暗指，不为外人道也。

　　我说的“渣谈”，与此有些区别，直而言之，就是“渣渣之谈”。我看微信朋友圈里的文章，每常在写陈寅恪、梁启超、王国维等大师们的文章之后，不乏一些堪称“渣谈”的污言秽语之留言。还有，譬如评价某个当代知名作家的文章，留言亦多有侮辱谩骂者，有的还叫喊“枪毙”“杀无赦”！发表不同见解是每个读者的权利；但是，对于一个并未触犯刑律的作家，动辄嚷嚷“枪毙”“杀无赦”，至于吗？

　　这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平时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也人模人样地“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但是，其内心深处的流氓无赖“小思想”却很是活泛，尤其到了没人看见的“冷僻处”，便会随时随地发挥出来——“他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鲁迅《阿Q正传》“第四章恋爱的悲剧”）。

　　在网络上，操着“大声说几句‘诛心’话”和“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的阿Q式渣渣心态者，并不鲜见。也许他们觉得，在别人看不见的“冷僻处”，可以伶伶俐俐淋漓尽致地倾泻发泄阴暗潮湿的鄙下心理流！人前人后，两副面孔；见猎心喜，暗室欺心。这样的人，这样的“论者”，这类活跃在网络隐蔽战线上的阿Q们，足可以当得起“渣谈”与“猥僻”之评！

　　黄　卷

　　狄仁杰，并州（太原）人，唐代武周时期宰相，被女皇武则天誉为：“狄公之贤，北斗之南，一人而已。”

　　唐人刘肃《大唐新语》记述：“狄仁杰为儿童时，门人被害者，县吏就诘之。众咸移对，仁杰坚坐读书。吏责之，仁杰曰：‘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未对接，何暇偶俗人而见耶？’”“门人”古有弟子、门客和守门人几种意思，就本文来看，应该是守门人。守门人被害，县衙办案人员到狄府侦询，当众人忙着撇清楚的时候，作为儿童的仁杰却“坚坐读书”；责问他，则答曰：我整天读书，跟古籍中的圣贤们对接交流还忙不过来呢，哪有时间跟俗人（如守门人）相“偶”而见过他呢！“偶”者，双也，对也，引申为并列、相遇、交集也。

　　重点在于“黄卷”。古代用黄蘗染纸以防虫蠹，故名“黄卷”，特指古籍。黄蘗，亦写作黄檗，音义皆同黄柏。明代药王李时珍《本草纲目·檗木》讲：“檗木：【释名】黄檗，俗作黄柏，省写之谬也。【集释】又有一种小树，状如石榴，其皮黄而苦，俗呼为子檗。”也许正是这种黄檗的树皮并木质的气味，可以预防虫害。记得我早年为父母准备棺材时，购买大型红松圆木，做木匠的姐夫说，棺板都用红松，案头（棺材小头横档）要用黄柏，以防穿山甲进入棺材食人脑。姐夫讲，听老辈人传说，穿山甲闻见柏木的味道，就会逃得远远的。连穿山甲尚且如此忌惮黄蘗气味，况啮咬书页之小虫乎！

　　狄仁杰所说的“黄卷之中，圣贤备在”，语出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张华见褚陶”之南朝梁·刘孝标注引《褚氏家传》：“陶，聪慧绝伦，年十三作《鸥鸟》《水碓》二赋，……清淡闲默，以《坟》《典》自娱，语所亲曰：‘圣贤备在黄卷中，舍此何求？’”少年褚陶与童年仁杰，说的是同一个道理。

　　黄卷青灯，读书修行。我一直以为，大经大典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大本大源。故阅读《易经》《诗经》《尚书》“春秋三传”（特别是《左传》）等“五经”“十三经”，乃至于“二十五史”“诸子百家”等等，就是在跟大贤大圣们学习取经，跟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最优秀的人物对话交流（当然也可以见识到历史上那么多触目惊心的“反面教材”）。俗话说得好，“人伴贤良智转高”，想不进步都难。倘若整天抱着一部手机刷屏，在跟什么人交流“取经”，不言自明。

　　延　誉

　　“长安居，大不易”，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乃某官人拿“姓名”调侃当时名副其实的“小白”——后来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

　　据唐末五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定保《唐摭言》记述：“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这则材料应当来源于唐人张固《幽闲鼓吹》：“白尚书（笔者按：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仕）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两相比较，王定保《唐摭言》文字，明白晓畅，简要清通，读之易懂；而张固《幽闲鼓吹》之记述，则更为形象生动，诙谐幽默的顾著作郎，一睹一视，一嗟一赏，情态毕现，跃然纸上，读之会心解颐。最令我敬重的是顾况，接见一个少年“小白”，只因欣赏其一句诗，便为之“延誉”，使之“声名大振”。

　　还有一个成语“逢人说项”，出自唐人李绰《尚书故实》：“杨祭酒敬之爱才，公心尝知江表之士项斯，赠诗曰：‘处处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项斯因此名振，遂登高科也。”《太平广记》辑录此典，诗文小有差异。

　　能为青年才俊说句好话，实属难能可贵。而对于被“延誉”者来说，这个人就是你的伯乐和贵人。当然，前提是你自己也得厉害，首先你是自己最大的贵人。著作郎顾况为白乐天“延誉”，是因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妙句；祭酒杨敬之乃诗人韦应物的外孙，当初大文豪韩愈对其文才极力称赏，敬之接棒退之，赏才荐才，“逢人说项”，亦由于“见诗诗好，标格过诗”。可见，自己本领过硬是内因，贵人奖掖拔擢是外因；不然的话，烂泥是扶不上墙的。

　　对于顾况，当时人及后代史臣风评欠佳。唐人李肇《唐国史补》有一条极短文：“吴人顾况，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为著作郎，傲毁朝列，贬死江南。”我从后晋刘昫撰《旧唐书·白居易传》中，亦看到：“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编，投著作郎吴人顾况。况能文，而性浮薄，后进文章无可得意者。览居易文，不觉迎门礼遇曰：‘吾谓斯文遂绝，复得吾子矣。’”

　　我与女儿通电话聊起这桩历史公案。女儿说，古代的“滑稽”“诙谐”，就是现在所说的幽默（译自西方，英文humorous）；幽默与讽刺是孪生的，所以幽默的人，往往语带机锋，伤人而不自觉，却给自己惹下大祸。她举了苏东坡的例子，因为爱开玩笑而开罪“正人君子”程颐等，后来各自形成“洛党”“蜀党”，成为政敌。女儿说，对“一本正经”的人来说，他不认为“诙谐”是风趣幽默，他觉得你在针对他，蔑视他，侮辱他，所以他会耿耿于怀，深心衔之。女儿说，爸爸不也因为幽默调侃，得罪过不少人吗？这倒是。有若干“正经”朋友，还专门找我谈过话呢，意思是，我对你那么真诚，你却对我不友好，经常拿我开涮。这真是“幽默”遇上了“正经”，被严重误解了。

　　回到顾况。从《幽闲鼓吹》描述“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来看，这是一个有趣的灵魂。然而《唐国史补》之“傲毁朝列”一句评语，“傲”在同僚面前倨傲，“毁”对同僚讥讽毁伤，得罪的官员太多，众口铄金，故给他下了一个“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的定性总结。连《旧唐书》也说他“性浮薄”。这些都是很负面的评价。

　　衡情度理，顾著作“诙谐”而幽默，本来就有智者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再加上一个“傲”字，白眼向青天，故一句“轻薄”“浮薄”毁所有！据西汉刘向《说苑·敬慎》记述，古人修身最基本的五项要求，亦即“五本”，其中一条就是“富而贵，毋敢以骄人”。可见顾况犯了大忌，触了众怒。好在苏东坡的恩师欧阳修与宋祁编撰《新唐书·白居易传》，对此作出修正：“居易敏悟绝人，工文章，未冠，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见其文，自失曰：‘吾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子矣。’”删掉“性浮薄”，修订为“恃才少所推可”（毕竟“特推”白乐天），算是给出一个比较中肯的历史性评价吧。

　　取人嘉句

　　提到“诗佛”王维，脑子里就会闪过这些妙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等等等，小学生都能背诵。

　　但是，如果有人说，王维的名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从别人的诗集中“借鉴”或曰“拿来”的，你会作何感想呢？

　　唐人李肇《唐国史补》记述：“王维好释氏，故字摩诘。……维有诗名，然好取人文章嘉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英华集》中诗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李嘉祐诗也。”

　　哦，真的吗？我马上查李嘉祐诗，在《全唐诗》中，果有“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之句（题为《句》，无全诗，系李嘉祐佚诗残篇）。这两句诗，王维只加了两个叠词四个字：“漠漠”“阴阴”。尽管宋明文人叶梦得、胡应麟等为之百般回护开脱，但直接“拿来”却是不争的事实。

　　再查《英华集》。在王维前代的《隋书·艺文志》目录中，未找到；同时代诗人们，也未见此类诗集名；从收录前代诗文较多的《昭明文选》细查之，亦无此句。我想，一者，唐版《文选》——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抄本为残卷，内容零散，窥不见全豹也；现存《文选》是南宋尤袤刻本，乃后世整理版，已无法看到唐人所能见到的“原本”之全部内容。因而，尽管没有查实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对《英华集》“借鉴”到什么程度，但我相信《唐国史补》的作者李肇，是不会信口雌黄故意捏造的。二者，“取人嘉句”，大有讲究，太有名太显著的不可取；尽量“摘取”那些籍籍无名者，无权无势者，生涩冷僻者（今人多酷爱取老外之故事情节、架构设计与精彩段落描写等，“距离产生美”啊），惟其如此，才不易露馅儿。

　　就我对王维的了解，摩诘也的确有“好取人文章嘉句”“好取人文章意境”之雅爱。譬如，晋代陶渊明有美文《桃花源记》，实在是太好了！摩诘也实在是爱得不行，便作了一篇32句的“诗体《桃花源记》”——《桃源行》：“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忽值人。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写得太美了！这首《桃源行》与渊明的《桃花源记》，成为文学史上的“双璧”。

　　对于作家、诗人来说，必须是纯粹的自我营构，自我创新，自我创作；务必避免作文之时，贪人之美，掐人之尖儿。特别要按捺住起心动念萌生窃意，从而大面积地“借鉴”“吸收”“摘取”“融梗”“洗稿”，窃取他人文章之意境和内容，那就是抄袭！那便是剽窃！

　　愚以为，如果只是引用别人一个句子，在文章正文的行文之中，倒也无须刻意标明出处，既繁琐，也没必要。陶渊明《归田园居》诗佳句“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就是从汉代的《鸡鸣》诗“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套”出来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与元稹是好友，仍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戏作”并“揭露”：“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不过他们——包括王维，都是有节制的，浅尝辄止，因为大家有脸面，有廉耻。然而宋之问除外。

　　据宋人王谠《唐语林》引述晚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刘希夷诗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即宋之问也，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此两句，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囊压杀之。刘禹锡曰：‘宋生不得死，天报之矣！’”

　　刘宾客即唐代诗人刘禹锡，因曾官太子宾客，故称之。唐代诗人刘希夷乃宋之问的外甥，因阿舅“苦爱”一句诗，而用土囊压杀之。现在《全唐诗》中，既收入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亦有宋之问的《有所思》，两首诗“高度重合”。不要不相信“报应”。刘禹锡说“宋生不得死”，乃不得好死也！最后死于流放之地。宋之问一生以其“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成为“千古卑鄙文人”的一个典型标本。

　　贵近于高危

　　唐人撰《大唐传载》，记载了137条唐代的人物事件资料，最长的不过百十字，短的仅有一句话。这部薄薄的小册子，连作者是谁都不署（不著撰人），然而却颇具史料价值。这位“不著撰人”的作者在前言写道：“……暇日泷舟，传其所闻而载之，故曰《传载》。虽小说，或有可观，览之而喁而笑焉。”

　　其中一则：“韩太保皋常言：‘《洪范》五福，独不言贵者，贵近于高危。福之自至犹儆动，奈何枉道邀之。’”

　　“五福”出自《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这是“五福俱全”的五个具体指标：一要活得长寿，有享受天伦之乐的日子；二要财物丰备，亦即当下所说的“财务自由”；三要健康且平安；四要心怀善念，即“所好者德也”，有悲悯情怀的人乃有德者，“德者，得也”，积德积福，故有福之人必然心怀美德；五要颐养天年，寿终正寝，即“不横夭”。

　　我早年每次读到《尚书》“洪范九畴”，就纳闷，常言“富贵双全”，为什么“五福”之中，有“富”而无“贵”呢？“富”与“贵”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富”乃钱财丰厚，“贵”则是地位势位爵位显赫。生活于唐玄宗、唐德宗时期的韩滉（画《五牛图》者）、韩皋父子均拜相，可谓“贵”矣，故深知“贵”之滋味杂陈！

　　《大唐传载》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太宗将征辽，卫公病不能从，帝使执政以下起之，不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曰驾临其第，执手与别。靖曰：‘老臣宜从，但犬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于道路，仰累陛下。’帝抚其背曰：‘勉之！昔司马仲达非不老病，竟能自强，立勋魏室。’靖叩头曰：‘请舆病行。’至相州，病笃不能进。”

　　“太宗”即唐太宗李世民，“卫公”即唐代“军神”李靖。据唐人刘餗《隋唐嘉话》记述：“太宗燕见卫公，常呼为兄，不以臣礼。”可见平日里君臣之亲密。这一次，太宗要御驾亲征辽东，令宰相等人请“卫公”出马，李靖说，身患重病，恐拖累战事，不便随行。太宗到他家看望，抚摸着“卫公”的后背，说出了一句特“诛心”的话：“勉之！昔司马仲达非不老病，竟能自强，立勋魏室。”呃，听好了！当年三国时期的司马懿，以其七十高龄之病体（装疯卖傻），还能为魏国建立功勋——当然啦，后来的“高平陵之变”，为其儿孙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篡魏”打下坚实基础。“司马仲达”的故事，就是“篡逆”之标本。“太宗”抚其背心，“卫公”凉透了背心。故连忙叩头，请求备一辆能载病体的车子，随君出征。行到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病情严重，留下养病。

　　“李卫公”李靖，可谓“大贵”矣！他是唐初最杰出的军事家，也是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理论家，为唐王朝的早期创建及开疆拓土，立下赫赫战功，拜尚书右仆射（宰相），封代国公，后改封为卫国公，世称“李卫公”，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但是，即使如此“大贵”，即便身在大病中，与“五福”中的“康宁”亦沾不上边儿。由于“李卫公”智慧极高，晚年抱病，阖门自守，不问政事，但仍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登高跌重，万劫不复也！其他之“大贵”“小贵”者，历朝历代，不明不白地陨落者多矣！最终在“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五条中，一条也占不上。

　　《易经·系辞上》曰：“崇高莫大于富贵。”这不正是世人汲汲乎功名，所不懈追攀奋斗的目标吗？其实，“富”与“贵”往往孪生。证诸历史，有了钱，就想搞个官，由“富”到“贵”；得了官，便不缺钱，因“贵”生“富”。不过，证诸历史，两难全，曲则全。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云：“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东坡欲“乘风归去”的地方，乃“天上宫阙”之“贵阁”也，但又有些犹豫彷徨，最终还是觉得“在人间”好。然而，亘古及今，多少人依然向往并追求“高贵”。俗话常说：“富贵险中求。”又说：“胆小没得将军做，胆大吃了胆大亏。”这些个，让韩太保一句“贵近于高危”，说透了。

　　李建永，笔名南牧马，杂文家，散文家，民俗文化学者。山西山阴人氏，曾在阳泉市工作多年。现居北京。从业媒体，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太阳鸟”中国文学年选杂文卷主编。著有杂文散文集《说江湖》《说风流》《母亲词典》《中国杂文·李建永集》《我从〈大地〉走来》《园有棘：李建永杂文自选集》等九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