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直
女儿问我,找对象最重要的找“他”什么?
我说,三个关键词:爱、弘毅与正直。爱情,是婚姻的基石,无爱便无从谈起。弘毅,乃格局与毅力。
《论语·泰伯》记述:“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真爱,是承诺、责任与奉献,亦即“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良缘,是相悦、长情与陪伴,亦即“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至于正直,更是人的一切美好品德最直观的表现。
在我的文章中,曾多次阐述过正直,赞美过正直。
譬如,我在《说“正”》(2016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一文中写过,“‘正’字由‘一’与‘止’构成,故其本义乃‘守一以止’”;“《诗经·小雅·小明》有言:‘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叮咛为官者,不敢躺在椅子上偷安享乐,要郑重地对待自己的位置,虔敬地守护好自己的位子——怎么才算‘好’呢?换言之,‘好’的标准和标志是什么呢?最根本最核心的两个字就是‘正直’。自正为‘正’,正曲为‘直’;既要正己,又要正人;自身不正,何以正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中讲过:‘人一正直什么都好了。这一条简明的原则,便是科学的全部成果,也是幸福生活的全部法典’”。
不仅找对象要找正直的人。交友,交际,搭伙,合作,招租,招聘,都要寻找那些品行端正的好人。
“好是正直”,乃人生之真理,识人之宝鉴。要不为啥《诗经》被称为经呢?正直,包含着宽厚,善良,耿介,热忱,悲悯,容纳,但也有着坚定的原则性与斗争性。
纯厚而正直的人对你好,未必是你有多好,人家只是把“好”给予你罢了。珍惜人家的好,善待人家的好,“好”时不时就会与你撞个满怀;不然的话,一切“好”都将与你恰好擦肩而过。
俗话说:“老实常在,奸猾一时。”正直恒久远。
孝 顺
听人讲《周易》,不管什么大牌专家、教授、大师,我只听他开篇讲《乾》《坤》二卦时,讲不讲“用九”“用六”,如果避而不谈,基本上可以判定,其人属于一知半解略知皮毛之“门外汉”。
还有一条。某些“大师”讲《周易》之前,特地强调一句:“我讲《周易》,不涉及占卜——那是封建迷信;我只讲《易经》哲学”。这样的“大师课”,十有八九也是“水货”成分大。
从《易经》的发展史来看,“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上古伏羲画八卦,中古周文王推演《周易》六十四卦,近古孔子作“十翼”,前二圣均以“占”为目的,只是到孔子作《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十篇,才将《易经》从占卜之书提升为哲学经典。
尽管孔子讲过“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但那是针对“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周易·恒卦》)的没有恒心不能坚守的那些人而说的——不用占卜,无恒心者,不事耕耘,哪来收获?
在孔子看来,“生生之谓《易》,……极数知来之谓占”“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是以君子将有行也,将有为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周易·系辞上》)。
所以说,《周易》的作用乃“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周易·系辞上》)。
所以才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易》之为书也,不可远。……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周易·系辞下》)。
君有疑惑,《易》有解答。这就是“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
《易》道即天道。明乎此,就会有所敬畏,做事也会遵守礼仪法度。这就是“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无有师保,如临父母”。
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精髓所在。
世上贪官污吏之所以层出不穷,前腐后继,“前车倒了千千万,后车倒了亦如然”,就是因为他们压根儿不相信“人在做,天在看”,不畏因果,不怕报应。
人间逆子亦如是。今人羞于说孝道。
但是还得必须说。孝道亦源于天道。
据《孝经》记述:“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
“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家族家庭之血脉,有如一棵大树,祖父是树根,自己是树干,儿孙是枝叶。不孝之子孙,伤根脉而沃枝叶,其能久乎?我将孝道与《易》道放在一起谈,因为孝道中亦有“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在。
《孝经》之《感应章》记述:“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所以,人子之孝是“天经地义”的,孝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孝顺是有无限福报的。
反之,不孝子孙是罪孽深重的。
《孝经》之《五刑章》记述:“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尚书·吕刑》记载:“墨罚(额上刺字涂墨)之属千,劓罚(割掉鼻子)之属千,剕罚(砍断脚)之属五百,宫罚(男子割掉睾丸,女子幽闭)之属三百,大辟(死刑)之罚二百,五刑之属三千。”
隋代经学家刘炫《孝经述议》讲:“江左名臣袁宏、谢安、王献之、殷仲文之徒皆云:五刑之罪,可得而名;不孝之罪,不可得名,故在三千之外。”可见,不孝之罪,罪大恶极,无法确定罪名,故不在“五刑”之三千条中。
俗话说:“在家孝父母,何须远烧香?”
这十个字,有天道存焉,有悲悯生焉。
故录二经而略释之,乃作此文之宗旨。
不 朽
鲁迅先生《阿Q正传》“第一章序”,开篇即有几句很幽默的“车轱辘话”:“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接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我在《阿Q的读法》一文中,专门对如上几个“传”字作过正音与阐释:“这段文字共有6个‘传’字,很多读者被它们‘转’得不轻。亲戚和朋友有多人问过我,到底读‘撰’呢,还是读‘船’呢?我说,就我理解,第一句‘我要给阿Q做正传’的‘传’自然读‘撰’;‘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的‘传’也读‘撰’,只有书写塑造不朽的人(为之立传),才可能成就不朽之文;‘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第一个‘传’即‘人以文传’读‘撰’——重要历史人物是靠传记来记载塑造的,第二个‘传’即‘文以人传’读‘船’——文章又是凭藉其所塑造的重要历史人物而流传下来的,第三个‘传’即‘究竟谁靠谁传’仍然读‘船’,指‘文’与‘人’的传承及流传;最后一句‘而终于归接到传阿Q’的‘传’读‘撰’,即鲁迅先生为阿Q立传。如果不把这几个‘传’字的读音搞搞清楚,还真有可能把人‘转’晕!”
这段话中的“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其“传”(读撰)的本义又是什么呢?《说文》讲:“传(读撰),遽也。从人,专声。”《说文》又讲:“遽,传也。”“传”的繁体字为“傳”,是一种车(繁体字“車”)——“传车”(读撰车),《尔雅·释言》释曰:“馹(读日)、遽(读具),传(读撰)也。”就是古代驿站用的车马。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正气歌》有句:“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驿站也叫“传舍”或“传”(皆读撰),供人流转;“传”也是书契一类的凭据。故《尔雅·释书契》曰“传(读撰),转也,转移所在执以为信也”。《尔雅·释宫室》亦曰“传(读撰),传(读船)也,人所止息而去,后人复来,转转相传(读船)无常主也”。
这就是“传”(读撰)字的意蕴所在:记载,著述,诠释,流转,执以为信,流布后世。故西晋政治家、文学家、博物学家张华《博物志》为之定义:“圣人制作曰经,贤人著述曰传。”
考证、诠释一个“传”字,就啰啰嗦嗦这么一大嘟噜。
诚如鲁迅先生《阿Q正传》所言,马上“言归正传”。
鲁迅先生前述那番话的精义,就在于“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看似语带调侃,实则道出了著书立说的真谛与真理。
“立言”与“不朽”,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言”者追求“不朽”,没什么好讳言的。尽管“诗圣”杜甫诗云“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但对于作家、诗人来说,真相是“名乃文章著”,作品要戳得住。虽然鲁迅先生在《〈野草〉题辞》中写道“生命的泥委弃在地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然而先生是知道自己的作品是不朽的,所以先生也说过“伟大也要有人懂”。
当然,“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能够留存下来、流传下去的经典作品,总是少而又少的,百十年亦可能无上品,万千中不足以选一人。只是,在滚滚红尘之中,俗谚所说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又给了不少志大才疏的文士以遐想,以钻营,以喧闹,以攻讦。其实,正如大文豪苏东坡《答谢民师书》所言:“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
文章从来不是拿嘴不朽的,而是智慧、学养与生命。
但是有一些作家,热衷于用获得一个什么奖来搔弄,难道自个不知道它是怎么弄来的?千秋不朽之左孟庄屈司马贾班曹陶李杜韩柳欧苏雪芹树人亦未曾荣获甚么大奖——当然,鲁迅之前尚无奖,有也未必轮到伊。若迅翁复甦匿名报鲁奖,亦未见得荣膺大奖矣。
故总拿那玩意儿说事者,不是底虚,就是扯淡,或兼而有之。
隋文帝杨坚之子齐王攸死后,其僚佐请求为之立碑。隋文帝说了一句颇有警世意义和思想价值的话:“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若不能,徒为后人作镇石耳。”(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
然而,一卷史书,留名青史,扬名立万,谈何易哉!
大浪淘沙,大奖、流量未见得行,石碑、纪念馆也未必戳得住。
若论文章,必需兼具原创性、创新性、创造性、革命性,且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独具文体和思想等诸方面开创意义的“这一个”,而且还须具备有益于世道人心和“经国大业”之雄文,才有可能留存下来,逐渐地被发现,被认可,然后才被树立。
不管世事多么纷纭,多么喧嚣,真正有分量有价值的东西,或迟或早,终将被选中,被留传,被铭记。
“诗圣”杜甫在其生活的当时,是不被认可的。其时编撰的几个诗选本,是不选他的诗作的。可以想见,若那时搞个什么大奖,估计没他的份儿。而后世形成“千家注杜”的宏伟局面,铸在青史,不朽。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些,杜甫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在《戏为六绝句》中高吟:“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生活在南朝宋齐梁时代的中华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和他那光芒万丈的《文心雕龙》,被发现,被树立,已是殁后一千余年的事。幸好还有明清以来文豪学者如曹学佺、纪晓岚、章学诚等后贤发现了他。不朽。
这在刘勰也是早有预料的。他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写道:“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并预见道:“茫茫往代,既沉予闻;渺渺来世,倘尘彼观也!”
如此这般,晚则晚矣,名归实至,留取“雄文”照汗青!
李建永,笔名南牧马,杂文家,散文家,民俗文化学者。山西山阴人氏,曾在阳泉市工作多年。现居北京。从业媒体,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太阳鸟”中国文学年选杂文卷主编。著有杂文散文集《说江湖》《说风流》《母亲词典》《中国杂文·李建永集》《我从〈大地〉走来》《园有棘:李建永杂文自选集》等九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