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英和史国良先生在书画界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无论从绘画技术或作品的整体质量有着较高的造诣，放到收藏界也可以说算得上品牌人物。他们作品因某种社会的需求曾在特定时期达到一种高峰，作品经历过“炙手可热”的疯长期，甚至被市场炒作到望而却步的境地。实际上，真正的书画收藏要求都很高，需要收藏者具有一定的审美与多元知识，而且对美学史的走向有着清晰的认知。如果在某个特定时期艺术收藏出现落差，作品与价值出现严重的不对称，会直接影响着收藏市场的良性发展。从收藏与作品价值的角度看，画家的人文素养与时代地位虽然重要，但作品艺术和质量是衡量价值的决定性作用。随着书画收藏逐渐呈现多面性且交织出复杂的态势，市场与收藏理念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尤其新媒体的兴起也在重塑收藏市场的规则，加上直播带货的爆发式增长，推动着中低端书画走向消费市场。线上交易的便捷性与低廉的价位打破了艺术收藏圈层的壁垒，让书画艺术更大范围的融入大众生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名家书画进入“无量空转”的现象，尤其是靠包装成为名家的作品会走向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而具有实力的名家作品也因经济衰弱对高价位形成了抑制效应。所以，作为名家的何家英和史国良先生，他们的艺术成就尽管得到业内认可，而在未来的美术史定位依然存在不确定性。他们的作品更多表现在技法层面上，而非艺术风格和创造力的颠覆性突破，可能让他们在当代艺术叙事中的注解会被边缘化。中国美术史的书写进程强调的是艺术观念革新而非技法传承，他们的艺术地位也会面临着重新评估。

　　首先，何家英先生作为当代工笔画领域的重要代表，他绘画的技术功底相当扎实，其作品在学术、技术、收藏等层面均有较高的影响。尤其他的绘画技艺打破了传统工笔概念化束缚，融入了西式的视觉幻像从而与传统工笔的细腻技法相结合，达到了一种超脱传统工笔人物上的新美感。他注重捕捉物象内在细微的瞬间神情表达，而且在构图与色调上恰到好处的把握了当代审美需求，作品展现出了“置陈与布势”的格局与舒畅之美。如他的《秋冥》《米脂的婆姨》等作品，都以精细的造型结构与明暗对比，赋予画面一种清新的视觉幻美效果，给工笔人物画的实践与学术提供了一种范式。纵观何家英先生的大部分作品，他多以女性为表现题材，而且吸收了唐宋人物画的技法精华，同时融合了写意和西式的表现维度，给墨守成规的传统工笔人物注入了一道亮光。尤其是他的工笔人物兼容了笔墨写意，从而让画面增加了很多情趣和灵动，甚至以惟妙惟肖的细节去捕捉生活的面貌。如他创作的《相约晴雪后》《寻秋》等作品，墨趣与线性恰到好处演绎了人物的情感世界，赋予给作品一种唯美的生活气息。可以说他打破了人物画语境中的承启关系，激活了上世纪末工笔画在变革中的僵点，他的创作既体现了对传统工笔人物画的尊重又实践性的进行变革。作品既延续了历代工笔画“应物象形”的传承，又遵循了“融古而变、取洋而化”的绘画理念，以当代审美的视角拓展了工笔人物的内涵。何家英先生的工笔人物放到历史脉络中是否能贯通传统与当代的绘画渠道，能否在当代工笔人物画的语境中提供前瞻性的启示，这需要放到美学的历史层面去评判。确切的说，他的绘画体系一直没有脱离开传承的范畴，虽然具有精湛的技艺和追求至美的能力，但少有创造性的绘画语言和表现大视野的意识。

　　客观上说，何家英先生绘画存在明显的审美局限性，大部分作品固化在了一种“淑女式”的审美情结，缺乏对女性在时代背景下的深刻解读。尽管绘画技巧和风格虽具个性色彩，但大部分作品过于追求技术上的精致和溢美，从而制约了艺术表现上的张力。依据传统工笔绘画概念在于以“尽其精微”的技法，去抵达“取神得形，以线立形，以形达意”的审美与和谐之面目，作品的高度最终要归结到一个“意”上。何家英的工笔人物缺少明显的意象空间，他的绘画多聚焦于对古典题材与女性人物的耕耘，但少有对社会的批判性思考或实验性探索。因此，作品的内在表达缺少思想厚度，而在笔墨的可塑性上也略显薄弱，在追求精美的过程中制约了艺术创造和境界。如果与近现代人物画家相对照，缺少任伯年绘画传承与融合的透彻和思想性，少有蒋兆和对人物命运的悲悯与关怀。何家英先生的工笔人物充其量属于一种技术上的改良，而非艺术创建上的某种突破。正因为受艺术视野的束缚和欠缺思想深度，作品多停留于唯美的表象层面，对人物在时代变革中的精神面貌难以深入释解。他的人物从本质上缺少对精神内核的哲学叩问，且创作理念的维度稍显局限和单薄，作品往往会表现出程式化倾向。故而，他作品在构图形式和人物塑造上往往流于重复模式，且在人物与空间的布局上呈现出固化，审美固化与重复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艺术想象力和锐度。何家英先生的作品尽管在躁动的书画市场依旧“纵横天下”，但放到收藏学的时间隧道里依然会有不确定的风险。在绘画领域工笔画的技艺最易被临摹和仿制，收藏甄别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挑战，单凭技艺和画家名气也许会导致对艺术收藏的误读。随着时代审美倾向前行的脚步，作品价值也会不断变化，缺失艺术创造力的作品终究会受到影响。

　　而说到史国良先生的作品，史国良也属当代写实人物的重要画家，他的技艺首先来自于对传统绘画的理解和继承。因他同样具有扎实的素描绘画基本功底，尤为对人物造型有着精准的把握，作品表现出了一种“映象化”的生活气息。且受黄胄、蒋兆和等绘画艺术的影响，注重对人物写实性的深度解析和重构，在传统人物的“重神轻形”基础上融合了西式的写实经验，又附加了工笔重彩的技术效果，画面往往呈现出视觉上的张力。纵观他的《阿娜尔罕》《春牛图》等作品，都以劲道的线性勾连出人物动感，赋予画面一种整体上的浑厚和粗犷。同时他善于以色彩替代素描的处理方式，让作品展示出厚重般的立体面目，他往往通过“以形写神”的绘画模式，无意识的消解了文人画的写意表达。这种无意识的脱离当代写意画形式的创作模式，且习惯采用劲力的线性去塑造人物，以图抵达到工笔写实领域一种新的技术高度。史国良的笔墨语言追求“写”与“工”的辩证关系和学理，绘画线条以实践性的书写形式去对应工笔的严谨，借此实现作品人物情绪上的感染力。如《金秋时节》中对人物的形象表达，以“映象化”的线色结构去融入写实的精准面貌，让背景颜色与留白对比营造出生机盎然的生活意趣。这种技艺上的“极致写实”与“映象表达”的呈现，会给作品在视觉层面具备强烈的绽放效果，成为人物画写实与写意融合的典型代表。从学术层面看，史国良先生的绘画实践性的融合了中西人物的核心命题，他的技艺价值在于将虚实相融的触角转向人文叙事。尤其他对西域民族题材的深入观察，以人文的视角捕捉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例如《丰收吉祥》中人物的肢体语言与精神状态，形象的再现了生活场景，相比宏大叙事表达更具张力。史国良先生以清新的写实格局延续了传统又注入了对人文思考，为写实人物画的技术转型看似探索出了实践性的路径。

　　如果从多维的角度审视史国良先生作品，他的技艺始终践行在黄胄和蒋兆和的笔墨框架内，只是他以刚劲的线性介入写实流露出了明显的匠气格调。尤其存在于笔墨表达上的的弱化倾向，作品表象尽管展现一种视觉上的张力，但很难让观者深入进画质核心的情绪冲动。也正因为史国良先生对写实技法的刻意追求，从而导致了“写意”精神的不足，他甚至企图依托工笔重彩让作品呈现质感，恰恰忽略了线性的生硬而演化成一种僵化。观察他的绘画技法因过多追求造型的精准，在对人物线性“细巧求力、狂怪求理”应用上的盲从与误读，从而缺失画面的生机和流畅感，强调形似而削弱了传统笔墨的生命活力。史国良先生受教于周思聪、黄胄等前辈，并且以徐悲鸿和蒋兆和传人的标识行走画界，虽然美术功底扎实但距离这些大家的技艺相差甚远。他善于以速写的基本功替代笔墨，看似实现了形神兼具的面貌，实际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重形轻意的态势。他的绘画审美往往被造型所限制，作品经常表现出顾此失彼的境遇，让中西绘画的兼容与实践出现割裂。尤为对西式写实的层次处理，放到绘画实践里线墨与色彩上经常会产生冲突，作品在面目上会落入工匠的味道。史国良先生也许想借西式理念来改良文人画的面目，但因审美与人文表达上的不对称，陷进一种符号化的局限性倾向。例如，他对西域民族题材的表现，作品屡屡暴露出表象化的速记思维，虽然把握了人物的瞬间动感，却也因裹挟了匠气而模糊了创新边界，落入中西融合表层化的探索与格调。他的创作看似延续了“徐蒋体系”的路径，却对西式造型的吸取停留在技法层面，未能在审美与理念上形成真正的跨文化对话。缺乏对当代民族文化的深度介入，相比擅长于创作同类题材的画家作品，缺少地域文化的批判性思考，绘画语言仅停留在写生记录的表象，而非艺术创造的进步。从另一个视角看，史国良绘画题材多表现出重复和主题拓展上的乏力，西域民族题材贯穿他的创作主流，虽形成带有个性化风格，随之导致了作品形成了同质化面貌。确切的说，史国良先生属于经营成名的画家，作品价值的不对称会隐埋下收藏潜在的反噬。作品的缺陷从某种意义上属于收藏的软肋，反观史国良绘画对写实主义的极致追求，一定会影响笔墨写意的自由和情感释放。而且对某类题材的偏好制约了拓展宏大题材的空间，坚守写实排斥抽象很难融入多元的审美需求，也会逐渐远离当代艺术创新的主流。

　　实际上，在当代绘画艺术语境中，何家英先生的绘画创作属于学院派。放到当下，他的工笔人物具有不可替代的教学价值，会对传统技法转化为当代艺术发展提供一定意义上的启示。而史国良先生的人物画明显脱离了艺术创新意识，尽管维系了写实与融合的技术实践，但置身于中西融合的历史语境中很难留存下印记，他的人物画更难以从中西混合的僵化中突围。每一个画家都在力图开拓艺术颠覆式的创新，而惯性思维节制了创作路径，恰恰是当代绘画艺术进程中固化的缩影。对于收藏与作品价值而言，应该正视这种艺术全面平庸化的倾向，谨慎面对收藏的边界和选择，也许这是在平衡收藏与作品取舍上更具研究价值。何家英和史国良先生的作品在收藏领域是否会保持较高价位，这要源于他们在绘画保持精湛的技艺同时，对当代工笔人物能否拓展创造性的语境。注重作品的主题与质量以及稀缺性尤为重要，创作理念与作品深度关联着历史的定位。因为收藏者在关注艺术价值的同时，对艺术史的动态演变都会保持审慎态度。收藏者更加注重作品的原创性，而对作品的收藏兼具艺术与投资的两重选择。未来收藏市场会渐渐抛弃对体制头衔的崇拜，那些凭借包装形成的“名家”热潮也会慢慢消解。（作者：乔维，艺术评论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