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草之得名，史上有多种说法，启功先生《古代书体论稿》将其归纳为五种：一是汉章帝创始说。宋陈思《书苑菁华》引唐蔡希琮《法书论》：“章草兴于汉章帝”。二是汉章帝爱好说。唐张怀瓘《书断》卷上引唐韦续《纂五十六种书》说：“因章帝所好名焉”。三是用于章奏说。《书断》卷上记：后汉北海王受明帝命草书尺牍十首，章帝命杜度草书上事，魏文帝命刘广通草书上事等等。四是由于史游《急就章》说。见《四库提要·经部·小学类·急就章》条。五是与“章楷”的章同义，也即是“章程书”的章。从上述关于章草由来的历史年代看，主要指向西汉元帝和东汉章帝时期，这种指向绝非毫无缘由，而是因为这两个时期，正是汉代文字书写开始规整化和正体化的重要时期。

　　郭沫若先生在论述先秦文字书写的规律时曾说：“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由于社会生活日趋繁剧，不得不追求简易速成。这样的倾向，应该说是民间文字的一般倾向。统治阶级在私下应用乃至在行文起稿的时候也是在采取这种倾向的。”（《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察西汉时期的出土文物材料，证明此时的文字书写，总体上仍像郭老所言，是一种“追求简易速成”的倾向。作为流行书体的草书和隶书，多朴拙粗陋而少整饬修饰，以至于后世有“汉俗简惰”之评，更有“从流下而忘反，俗陋日甚”之说。据《说文解字序》记载，到汉宣帝时，《仓颉篇》失其传授，篆书已多不能识，以致宣帝至平帝时期不得不重修字书，以兴小学。同时，在古文经学派“隶古”主张的影响下，文字书写也“迷途知返”，开始向规整化转变。元帝时期的史游作《急就篇》，即是在司马相如作《凡将篇》之后，杨雄作《训纂篇》之前的一部便于识读的小学字书。关于史游作《急就》，史书记载也有不同，《汉书·艺文志》称为《急就篇》，所用字体“皆《仓颉》中正字”；《隋书·经籍志》则称《急就章》，所用字体为草书。《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整理，刘歆是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强调《急就篇》“皆《仓颉》中正字”，带有推崇古文的倾向，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即称刘歆有“伪撰古文，欲黜今学”之嫌。后人多认为《急就篇》所用字体为隶书，也有认为是按照隶书的特征进行整饬后的草书。《隋书》的修改，一方面基于这种说法，另一方面魏晋之时已有皇象等人的《急就章》写本流传，“章草”已被视为草书的旧体，故把史游《急就章》，视为草书的一次便于识读的整理。自此以后，文献皆称“史游作《急就章》始创章草”，《四库提要》的说法，即由此而来。关于史游作《急就章》的史实，已为敦煌、居延、楼兰等地所发现的《急就章》简牍和残纸写本所证实。这些写本的年代从西汉后期直到魏晋时期，字体多为隶书，也有章草，还有一纸用隶、草两种书体抄写的特例。这些写本的发现，不仅证明了西汉后期《急就章》在文字书写上的规范化作用，更证明了魏晋时期及其之前，已有章草《急就章》的范本行世，对于现存的皇象《急就章》刻本的真实性，也提供了几分可资佐证的依据。

　　综上所述，史游作《急就》之举，标志着西汉后期文字书写规整化的开始。《急就》所用字体为隶书，但也可能是草书，还有可能是隶、草两种书体对照，这与存世的唐宋以来刻本相映。从现已出土的西汉后期简牍书体看，无论是隶书还是草书，都比以前规整。例如“定县汉简”《老子》、“武威汉简”《仪礼》等写经隶书体，已“字画有常，勿使增减迁就”，表现出“隶古”的倾向，具有了“八分书”的基本特征。再如居延汉简《死驹劾状》、尹湾汉简《神乌傅》等记事草书体，笔画收敛，草法字形趋同，具有隶书草写的特征，表现出章草正体化早期的朴拙形态。东汉时期，“明章之治”，儒学昌明，“隶古”倾向和文字规整化趋势继续发展。据《后汉书·孝明皇帝纪》记载，北海敬王刘睦擅长诗书，临终前，汉明帝刘庄曾派驿马传诏，命其作草书尺牍十首，以传后世。《书断》认为，此例开草书上奏之先。东汉章帝刘炟，尊古崇儒，建初八年（公元83年），集中经学两派高士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集为《白虎通义》。又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五经》，以扶微学。章帝喜好书法，尤好草书，“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书断》）据赵壹《非草书》记载，“夫杜（度）、崔（瑗）、张（芝）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专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壁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赵壹（公元122-196年）是东汉后期辞赋家，活跃于桓灵期间，后章帝时期数十年，所记证实了杜度等人善草的历史真实性，也反映了时人痴迷草书的状况。又据西晋卫恒《四体书势》所记：“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从中可见，此时的草书不再是草率急就，杜度“杀字甚安”，“安”与“正”同义，即是结字中正平稳之意；张芝“下笔必为楷则”，说明张芝作草讲究法度。由此再看章帝诏使杜度“草书上事”，就是因为杜度“草书正写”，具有楷法章则，故能像章程书一样，用于章奏。所以，后人多认为章草之“章”，取“章则”之意，即是具有楷法规则的草书，也就是正体化的草书。章草的形成，受到隶书的影响，同时章草的法度也促进了隶书“八分”的形成。南朝宋王愔（按:也有说晋末北朝时人）说，王次仲“建初中（按:建初年是汉章帝刘炟的第一个年号），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转引自张怀瓘《书断》）此后，至东汉和帝时，贾鲂以具有“八分楷法”的隶书写《鳑喜篇》，标志着隶书正体化的完成，隶书从此定型。

　　“章草”作为草书的正体化，虽形成于东汉中后期，但至东晋之前，尚无“章草”之名，“魏晋之时，名流君子一概呼为草，惟知音者乃能辨焉”（《书断》）。在古代文献中，“章草”指称最早见于东晋时期，首先是卫铄《笔阵图》和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将今体草书和章草作了区分，但此二篇有“六朝人伪托”之议；其次据唐张怀瓘《书议》所记，王献之“古之章草，未能宏逸，……”，劝王羲之改体之语；其后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言郗愔“善章草”之说。南朝宋虞龢去晋不远，其《论书表》记录了许多有关“二王”及时人的书事，从中可见章草为晋人所尚。例如:“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至于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迹流怿，宛转妍媚，乃欲过之。”又如:“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在南朝时期书论中，还可见章草由汉至晋的传承关系。如王僧虔《论书》所记:“崔（瑗）、张（芝）归美于逸少（王羲之）”；“崔、杜之后，共推张芝，仲将（韦诞）谓之笔圣，伯玉（卫瓘）得其筋，巨山（卫恒）得其骨”；索靖“传芝草而形异，甚矜其书，名其字势曰‘银钩虿尾’”。东晋人为“章草”命名之意，旨在与“今草”相区分。章草既有“章则”，就多了一些“框框”，也就失去了草书自由率真的本性。本应“速而易”，反变“迟而难”，自此以后，“章草”的工具作用被“今草”所取代，它则作为草书的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而存世，其所具有的古意和典雅，越来越为后世书家所崇尚。

　　章草成熟并流行于东汉魏晋时期，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南北朝时期战乱的影响，存世的经典法帖很少，现在虽有杜度、张芝、王羲之等人的章草刻本流传，但其真实性存疑，比较可信的只有皇象《急就章》、索靖《出师颂》和陆机《平复帖》等几种。其中，皇象《急就章》对后世影响最大。皇象师法杜度，他的《急就章》既是史游规范草书的延续，也是杜度衣钵的继承，更是章草雅化的典范。张怀瓘《书断》称：“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作为草书，皇象延续了“草变”的传统，在字法上删繁就简，以利流便。但与“今草”相比，则是繁简适宜，不追求至简，更不像张芝那样突破字字区别的格局，“拔茅连茹，上下牵连”，而是守杜度的一定之规，即在一字之内改变，“省改”而不易其形。其构形中正稳重，内敛外舒，取势显见八分法则，已无汉简中的纵向走势。皇象在笔法上存有篆味隶意，线条圆转婉通，但更多提按变化，横、捺、点画多作波磔，特别是末笔波磔简炼凝重，彰显沉着痛快。所谓“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即是将草书的万变之相，统一于正书之一形。张怀瓘所评，可谓精当。皇象在世时，即为吴地“八绝”之一。去世以后，更有诸多殊荣，东晋葛洪《抱朴子》称之为“一代绝手”，唐刘禹锡《洛中寺北楼见贺监草书题诗》更称“中国书流让皇象”。

　　皇象《急就章》写本源远流长，自唐代以降，各代都有注本或写本问世。今人中，也不乏深入研究者。高二适先生历经二十余载，以勘定“松江本”为基础，写就《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代表了《急就章》和章草研究的最新成果。近人沈曾植读“松江本”时曾称：“细玩此书，笔势全注波发，而波发纯是八分笔势，但是唐人八分，非汉人八分。”（《海日楼札丛》）所指“唐人八分”，即指唐楷笔法。寐翁所言本无质疑之意，但有人却因此而称，皇象《急就章》为唐人假托。高二适先生在其书自序中，有不少独到的看法。他说：“惟历代章草《急就》本，其传于今者，只有松江吴皇象休明之书为最古。”“然此本《急就》，凡卅一章，都二千零廿三字，其中省变使转，有古籀之省，有篆与隶之省，又有隶与隶并合之省。”“如有人引说文正字以考章草，益致章法之晦，此其谬也；如释正之偏旁结构，不合章法，或本字通假翻释平易借字，转致《急就》横生歧异，此其舛也；又如有未详章法递嬗之由来，而于章草使转反滋疑义，又其不学也；至于有不明隶即章之本，章为隶之捷，章隶同源，而以为某章即某字之别作或别构者，又有不知由篆隶两体合并成草，或即存古籀于草者，均之皆为不识章书耳。”“章草不独为吾国文字草法之权舆，即论今草、正书书体，亦罔不由此省变而出。”正如二适先生所言，章草承古开今，既是篆隶之省改，其楷法章则又与“八分”互利，更是启发今草和真楷的基本。皇象身处汉末西晋之时，古体尚存，今体已生，作为“一代绝手”，融化古今，“择善而从”，完全是有可能的。至于说皇象写本在后人摹刻中存在某些改动，这也是可能的，但仅此不足以动摇其真实性。就本文而言，皇象《急就章》写本的存世，为两汉魏晋草书的正体化，提供了真实可信的样本。

　　笔者：程建国，号谦益，生于湖北武汉，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委，少将军衔，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