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班长

　　我的班长姓祖，名玉林，1975年入伍，安徽人。身高1.85米，干瘦，却力大无比。军事训练课目，样样过硬，只是喊出的口令，咬字有些含糊不清，拖腔带调，反而平添了几分威严与庄重。

　　服役期满了三年，他还是不肯回乡探亲。都知道，班长是在等，等什么呢？等升任排长，穿上四个口袋的军装，带着成长的骄傲，一身的荣光，再去见久别的父老乡亲。

　　他一步一步正向排长的位置靠拢。排长探亲离队，由他代理排长。遇到难题，排长经常会找他商量，请他出谋划策。连里召集排长开会，需要的时候，也会通知他参加。他心里明白，当上排长，时间问题，只等水到渠成。

　　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宽对自己的苟求，常年如一年，一年如一日，严格要求自己。那次实弹投掷，过于紧张的新兵小毕，手臂回摆时，把拉了环的手榴弹掉落在了掩体内，吓傻了，呆着。班长冲过去，推倒小毕，飞起一脚，卧倒，手榴弹在近空中爆炸了。

　　他喜欢跟我打乒乓球。打久了，他会气喘吁吁地问我：“你累了吧？扛得住吗？不行就说话，咱俩歇歇。”我看得出来，是他已经精疲力尽，快扛不住了。我顺坡下驴，歇歇就歇歇。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头：“好好锻练你的体能！”我心想他这是在鞭策他自己吧！他这人，就是这么逞强，爱面子。

　　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填了表，去师医院体检后，静候任命到达。久无音讯，如坐针毡。等来的，却是上级新的决策，提干必须经过军校毕业或军以上教导队培训，不再从战士中直接选拔干部。面对任何一条通道，班长都已超龄，没有余地。

　　虽说有些想不通，感到遗憾，但作为一名老兵，深知服从命令和顾及全局的重要性。一切照旧，没听他讲过一句牢骚话。

　　年底，他退役回到了乡下。是块金子，放哪儿都是块金子，闪闪发光。他从农民干起，从生产队长，大队支书，干到公社党委副书记。按理说，腰杆直了，口气硬了，脸上也有光有彩了，令人费解的是，多年来跟战友们没有任何联系。两年一次的战友聚会，也从不见他的身影，只听到一星半点关于他的消息。

　　我拐弯抹角，费了不少功夫，得到他的手机号码。打过去，他很激动，依然声如洪钟，说到聚会，推说不好意思再见到战友们，因为他深爱着我们这支军队，没能留下来，无论何时，想起来心就痛，终生遗憾！我想加他的微信，他说不会弄，想聊了，还是打电话吧。

　　2、小胖子

　　当上新兵，头一回坐闷罐火车。地上铺好了厚厚的稻草，我们展开被褥，依次睡下。挨着我的，是一个黑壮的小胖子，有点自来熟。聊热了，他说他会好好干，想当团长。还说：“你也要好好干，你能说会道，脑子灵光，可以当政委。”

　　在疾驰的列车上，吃了，喝了，要解手了。

　　车门留着一尺宽的缝隙，供内急者使用。时值隆冬，门外寒风横扫，我在那里站了半天，最终还是无法解决。小胖子去了，很快回来了，说你们这些城市兵，就是骄气！说完一拉被头，蒙面大睡。

　　车到兵站，加水吃饭。一个班一盆菜，一盆饭，冒着热烟，往地上一搁。都年轻力壮，拥挤上去，听见一阵碗勺的碰响。很快，人散了，盆也空了，饥肠辘辘的我站在一旁楞着，碗里空空，肚子空空。小胖子捧着一碗冒尖儿的饭菜，走过来，往我碗里拨了一半，说：“你吃。”

　　我和小胖子分在一个新兵连。全排住在坦克车库改装的一间大房子里。打扫室外卫生，只有一把竹编的大扫帚，像长柄的扇子。每天清早，总有人抢先用它去清扫昨夜落下的残枝败叶。

　　谁这样做，谁的名字就会出现在食堂黑板上的表扬名单里。很快发现，做到也不容易，因为天不亮，起床号没响，大伙还在酣睡，小胖子就在窗外哗哗哗扫起来了。他扫地的样子，严肃认真，实实在在。

　　班长表扬了他，也批评了他，让他遵守作息时间，吃好睡足。他不再早起，而是把唯一的扫帚藏在一个不易察觉的地方，并且常换藏匿处。就这样，他的名字王富贵，几乎天天留在黑板上，不用擦了重写。

　　一年后，小胖子立了三等功，两年后入了党，四年后解甲归田了。他的家乡离我家不远。有一年探亲，得知他在抗洪救灾中残了一只胳膊。我开上车，急切切的，去见我一直惦念的老朋友。

　　走得急，没带什么礼物。在临近他村口的路两边，我下车采集了一些野花儿，折下一截嫩柳枝做主干，扎成五颜六色的一大束鲜花。

　　见到我，他远远地迎过来，右边的衣袖空空的随风后摆。我鼻子一酸，咬住下唇。他肤色更黑了，瘦多了，但看上去还是那样年轻，目光依旧执着而纯朴。

　　我向他敬了军礼，对他大声说：“我的团长大人，你的政委看你来了！”他严肃着接过花束，用剩下的左手向我还礼，这时他笑了一下，眼眶溢满了泪水……

　　3、跑步机

　　师司令部江副参谋长是个老八路，我当兵不久，他就离休了，住在鸟语花香、孙子辈儿嬉戏热闹的干休所里。偶然的机会，跟他的小儿子江涛认识了，成了好朋友。

　　去过他家里几次。他爸个子不高，据说一条腿受过枪伤，还听说他曾经是苏州大户人家的少爷。由于跟他儿子的关系，我叫他“江叔叔”，跟他熟了，我说：“江叔叔，你家境那么好，是不是被日本鬼子毁了，你才当了兵。”他使劲摇了摇头：“谁说的？你听谁这么说的？江涛他爷爷一直做着生意，日本人来了，生意虽差也还能维持。有饭有肉，穿得暖，吃得饱。”

　　“那就是受到了我党的宣传，有进步思想。”

　　“你说对了一半。”他端起墨绿色的军用大茶缸，喝了一大口，“谁想当亡国奴？你想吗？背着父母，我当了八路，连中学都没读完。”

　　江叔叔家的门前，不同于其他离休干部种些蔬菜或花卉，他在干干净净的水磨石地面上，搭起一间圆柱挺立、飞檐卷翘的木头亭子，内置一张杂木方桌，四把老旧藤椅。这苏州亭榭的风韵，在武汉显得格外稀有。

　　江叔叔把我送到院子里，叮嘱说：“好好干！年轻人在部队大有前途。要靠自己，我们这些老家伙干到今天，靠谁？靠自己。”难怪他的小儿子在我们师通信营，当了四年兵，入了党，但至今还是一个兵。

　　我记下了他的这句话，在我后半生的日子里，常想起，受用终生。

　　江叔叔的大儿子在广州经商，发了财，想到父母忙碌了一辈子，搬进干休所，家具还是先前部队配置的一些套着浅黄色布套的老沙发、老书桌、木板床等，便给父母买了一套红木家具回来。江叔叔挡在门口，不让我们搬进屋。

　　他把儿子拉到一边，说：“你这是干啥？让人恶心我呢？我是老板吗？这光亮的大班台一摆，我成了啥？还有那架子床，地主老财睡的。”

　　”爸，都什么年代了，你要与时俱进。”

　　“进不了。你的孝心，爸领了，东西搬走。”

　　“买都买了，咋退？”

　　“那是你的事。拉走。”

　　江叔叔的右腿负过伤，身体一直恢复得不好，离休了，闲时多了，组织上为他配了一台跑步机，让他在上面多走走，以防肌肉萎缩。

　　“还给我弄个这。”他指着摆在客厅一隅的跑步机，“听说两万多买的。为我这把老骨头，不值当。”

　　他叹了口气，对我说：“我这条腿呀，不争气，跟不上我思想的步伐，加上我出身不好，在那个年代，让我在正团这个位置上原地踏步二十多年，离休了才弄了个副师，是荣誉，也算安慰。我参加革命不是图当官，不是图享福，要说享福，在家乡当少爷当老爷不是更享福吗？说这些更不是要官，我的意思是，权力大一些，可以为部队多干些事，干点大事！要说一点牢骚没有，也是假话。离休了，才想到了这些，在位时只想把工作干好，没功夫瞎琢磨。”

　　事后不久，我借调到师文化科，去英雄七连采访。解放战争后期，江叔叔曾任这个连的连长，打出了军威。走进连队俱乐部，眼一亮，看见一台面熟的跑步机。连长告诉我说：“是老连长送来的，说是战士们更需要它。我执意不收，知道是公家专门给他配备的。他不听我多讲，坐进车里对司机说：回！”

　　4、孩子们

　　少年时期的我，是在父亲任职的第二航空学校的军营里度过的。有一年，调来一位副校长，姓黄。已有一位飞行的黄副校长，新来的不会开飞机，为了区别，一个我们叫天黄，一个叫地黄。

　　地黄叔叔方脸剑眉，膀大腰圆，走路的步子又大又快。遇见小孩子，从不打招呼，你喊“叔叔好”，也不看你一眼。他天生不喜欢小孩子吗？家属和孩子们，都有些怕他。

　　那时我父亲在理论训练处当处长，一天晚饭后，地黄叔叔来到我家。他说：“老臧，我们有几十个孩子就要上初中了，县里只有一所中学，容不下，咱总不能让孩子们失学吧！家长们也都在为这件事犯愁呢！”

　　说他有个想法，不知可行不？父亲说，你说。他接着说：“理论训练处不是有很多教员吗，教数理化的都有，能教飞行学员，教孩子们应该没问题吧？咱们自已办一所子弟校，你看如何？”

　　子弟校很快建成了。开学典礼那天，地黄叔叔端坐在主席台正中央，请他讲几句，他连连摆手，不讲话，方方正正的脸上，依然一色的严肃。

　　营区有个大澡堂，周六开放。家属和孩子都可以去。有一天，男澡堂里热气腾腾，欢声笑语，忽然有个孩子说：“地黄来了！”顿时安静了，再说话，音量小了许多。

　　我看见地黄叔叔给一名战士搓背，搓了很久，边搓边教周围的人：“毛巾要裹紧手掌，半干半湿，用力太轻不行，太重也不行，让毛巾的绵齿与皮肤之间像磨砂一样。”都纷纷学习起来，官兵之间，兵兵之间，相互搓起背来。

　　父亲升职后，我家搬进了首长小院。每家门前有块裸露的土地，约五十平米。地黄叔叔家的地里，一年四季红红绿绿，黄瓜黄了，番茄红了，接着又是辣椒绿了，豇豆青了……

　　常见地黄叔叔穿一件灰色背心，汗流浃背，在地里侍弄那些瓜果蔬菜。我从他家门前经过，被他看见了，随手摘下一个红绿相间的大番茄，扔给我。我擦了擦，吃了起来，那时的番茄比今天的更有番茄味儿。

　　当晚，地黄叔叔端着一盆黄瓜和豆角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说：“老臧你是城里长大的，我来教你种菜吧，不难学，地里荒着，光长草也不好看。”父亲听出话里含着批评的意味。

　　父亲很忙，学会后，又教会了我：如何翻旧土，栽秧子，撒种子，搭黄瓜架子。慢慢地，我家门前便绿意盎然了。母亲说，下雨天，尤其是夜里，她最爱听雨水打在叶子上传来清新的声音，正好入梦。

　　我当知青的日子，很苦很累。偶尔回家吃一顿可口的饭菜，看天色已晚，想留一宿再回知青点。父亲说不行，说你没见你黄叔叔的大女儿回来从不过夜，再晚也要摸黑儿回去。

　　地黄叔叔的大女儿身体多病，也下了乡。听说她回家临走时，经常紧抱着母亲，母女俩流泪依别。地黄叔叔在一旁，默默看着，不说一句留宿的话儿。

　　父亲到空军二预校接飞行学员。行前，父亲征询地黄叔叔的意见：“你小儿子我是接回来，还是由他选？”地黄叔叔说：“接回来吧，放在我身边，不是要照顾他，是在眼皮子底下更好管教。”

　　5、军乐队

　　我当兵第三年，2在师文化科帮助工作。我23岁，李副军长38岁，是同一代人。他一米八几的个头，宽肩细腰，五官英武。

　　李副军长说，为配合八一阅兵式，师里决定组建业余军乐队。政治部主任说，还有一个月，时间太短，全师也找不出几个会吹乐器的，怕有难度。李副军长说，选十几个司号员练练，这事就这么定了，由文化科牵头！

　　文化科长和我下连队摸排，集结了21名军号吹得响亮的司号员，分发给他们刚买来的长号，圆号，小号，萨克斯等。天麻麻亮，就上山了。第一关是吹出声响。卯足了劲儿，乱吹，一名战士吹晕厥了，几名拉肚子。李副军长听了汇报，对我说：“你去找后勤部长，要白糖，要鸡蛋，就说我说的。”终于吹出长音儿了，李副军长挺满意，让我去省歌舞团请个老师教战士们吹乐曲。老师来了，不计报酬。李副军长把他安排到食堂吃小灶，待为上宾。

　　我住招待所，李副军长住对面的小招待所。渐渐熟了，知道了他的一些事情。他1961年入伍，有一次在长沙进行军演。团长指挥部队攻击假想敌，时任营长的他，觉得攻击的方向有误，拿起信号枪，向正确的方向发射绿色信号弹，连发数枚，纠正了部队偏差的方向。

　　没过多久，李营长成了李团长。之后直接调任副军长。去北京开会，军委一位负责人对他说：“你也是个火箭干部，回去补补课吧，补上师这一级。”李副军长便来到我们师代理师长。

　　晚饭后，碰见李副军长，约我一起散步。经过师医院门口，他说：“走，进去看看。”转了几间宿舍，来到女兵们有着淡淡香味儿的寝室。

　　刚落坐，女兵们纷纷打开上了锁的床头柜，这个拿出苹果，那个捧出瓜子，平日里她们都是悄悄的吃，舍不得跟别人分享。

　　李副军长问她们生活习惯吗？想不想家？从女兵们的眼神里，看得出来，眼前这个英俊威武的男子汉，是她们的偶像。走出大门，像是在自言自语，他嘀咕道：“这些女孩子远离家乡，远离父母，不容易！”为配合阅兵式，还搞了一台文艺晚会。排练时，李副军长来过两次。讲上几句话，随即摆出几个挺拔的姿式，他说：“当兵的就得有个当兵的样子，动作不能软沓沓的，要这样！”

　　他的一招一试，一个亮相，有模有样。还说他当兵前，是厂文艺宣传队的台柱子哩！

　　阅兵式开始了！受阅部队踏着师业余军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节奏，积木一样，一块一块，通过阅兵台。李副军长抬起戴着白手套的右手，敬礼！远远看去，他笔直的身姿，宽平的双肩，严肃的表情，坚毅的目光，我就想：将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吧！

　　6、小提琴

　　有一年，我的远房表姐到我家来玩，与她同来的，还有一把漂亮的小提琴。她让小提琴发出的美妙声音，勾了我的魂，给我单调沉寂的知青生活奏响一缕阳光绚烂的旋律。

　　我想跟她学。在那个年代，父亲想都没想，脱口就说：“好好劳动。学那干啥，小资产阶级情调！”我知道怎样才能获得一把属于我的小提琴。我说服了母亲。母亲终于说服了父亲，花140元满足了我的愿望。140元，几乎是父亲一个月的工资。

　　整天拉练习曲，吱吱呀呀的，吵人。邻居是秦阿姨，是我军第一批女飞行员。她对我母亲说：“男孩子摆弄啥不好！有空看看书，有机会去当兵。”秦阿姨身体好，但出身不好，又有海外关系，已经停飞了，在理训处当教员。闲的时候多了，闭出了第三个儿子。先有了俩儿子，她多久期盼这次是个女儿，长大了，长成像她一样的女中豪杰。

　　那年她四十多岁了，敞开外衣排扣，直挺着怀孕七八个月的大肚子，一跨步，骑上二八男式自行车，一溜烟儿，不见了。

　　她怀孕了还去仰泳，水面上，漂动着一座小山。她总爱跟泳池里的女孩子们说笑，玩打水仗，你追我躲，咯咯咯地笑，声音挺大。

　　秦阿姨于2025年初过世了。她乐观、积极、智勇的音容笑貌，宛如昨日，却已隔世。她的优秀品质，恰是当今很多年轻女性缺少的，值得学习的。

　　我会拉《红星照我去战斗》了，被借调到公社宣传队。夜晚在大队晒场上，举着火把，为社员们演出。演完了，滿天星斗，大队长请我们吃饭，最好的菜是炒鸡蛋。

　　我越发喜爱我的小提琴了。沉稳而典雅的浅棕色，漆面油亮，光可照人，背面的虎斑纹栩栩如生。我还为它配备了消声码，调音器，松香等。

　　有了这把琴，我不用下地种粮也能每天拿10分工，何况还满足了我的喜好。正在我高兴的日子里，空军一航校的王叔叔来到了我家里。

　　我为王叔叔拉了一曲《新疆之春》，他笑着鼓掌。晚上我躺在床上，断断续续，听见在客厅里，王叔叔说：“你让小瑾学这个干啥？送孩子去当兵吧。没见哪个将军是拉琴拉出来的。”多年以后，王叔叔官至空军中将。可见他的话，虽有成见，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7、罗姐的闺蜜

　　新兵连结束，我被分配到团炮连，后又被借调到师业余文艺宣传队。我发现，队里的创作员挺美，看看书，写点枪杆诗、快板书之类，还可以把作品寄给报刊编辑部，姓名用印刷体印出来，有脸有面。

　　宣传队解散后，回到连队，我常去县图书馆借书，开始发奋阅读和写作。频频写稿，屡屡退回。有一次，师里组织文学创作学习班，我去了，写了几首小诗。末了，温干事说，明天他会把我们的习作带到武汉，交给报刊编辑部。

　　我多出了一个心眼。请了两天假，说去武汉看“表哥”。第二天，在火车站假装邂逅，跟温干事一列火车。我亲眼看见他把我们的稿子交到了编辑手上，放心了。两个月后，我的处女作《夜攀》登上了《芳草》杂志。

　　我用今生的第一笔稿费，七元钱，买了炒花生和糖果与全班战友分享。那以后，又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为此荣立了三等功，在空军有了一点小名气，被借调到师文化科工作。

　　有一年过节，原宣传队舞蹈演员罗姐，约我去武汉游玩。她家住汉口。看了樱花，吃了晚饭，罗姐领我走进一条幽深的小巷，登上吱吱作响的木楼梯，见到她的一位闺蜜，也是一个爱跳舞的女孩儿。

　　出来她问我:“你觉得我这同学咋样?”我这才明白罗姐的好心善意。我说:“罗姐你知道的，战士不允许在驻地谈恋爱，再说.…...”罗姐说:“这儿离驻地远着呢!再说了，你提干还不是早晚的事嘛，先处着。”我推诿说，身材挺好，就是有点黑。罗姐赶忙说:“是灯暗，人不黑。”事过多年，罗姐和她的丈夫来到成都，说起当年，她说:“你嫌人家黑，给你看照片。”在手机里，我又看见了她的闺蜜。确实不黑，挺白的，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看得出是从年轻漂亮走过来的。其实，那年我根本没有仔细端祥过她，负了罗姐的心。男孩子熟得晚，我的心思不在这个方向。

　　8、一截残佛

　　杨叔叔家，曾经跟我们家住在一个院子里。他爱读书，尤爱历史书。他在拉萨空军某部当政委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有一天，他看见几名战士围聚着，传来的话语中，听得出是在争看一件稀奇的东西。

　　他走了过去。战士们见政委来了，立刻安静下来，给首长敬礼。杨叔叔问:“这么热闹，你们在干什么呢?”战士们答道，在看一尊佛像。一名小战士把佛像递给了杨叔叔。

　　他接过佛像，看了看，皱了皱眉头。是一尊铜佛残件。后来我见过实物，从铜质和造型上看，出自阿里地区，铸造时间应为12世纪左右。佛像的腰部以下残缺了，剩下的上半身，基本完整，依然精美。致残原因，显然是破四旧造成的。

　　“多么精美的古代艺术品啊!可惜了!可惜了!”我猜杨叔叔当时一定这样感叹过。他问这佛像从哪里来的?回答是路边捡的。杨叔叔不再说什么，捧着残佛走了。临走他说:“这东西你们拿回去也没地方放，先放我那里保存吧。”战士们相互看了看，散了。

　　写到这里，让我想起杨叔叔的另一件事。一位他的上级领导，也是我父亲的上级领导,“文革”最疯狂的时候躲到了四川，不知道怎地，躲进了杨叔叔所在的部队。

　　杨叔叔悄悄收留了他，好吃好喝，让这位挨整的上级领导住在了他的家里。一藏就是小半年。“文革”结束后，这位领导官复原职，不忘血雨腥风中的有恩之人，亲自登门致谢。

　　我问过父亲，如遇此事，是否会像杨叔叔那样做?父亲坦率地说:“不会的，收留一天都不敢。”父亲的想法，在当时应该是合乎常理的，无须指责，绝大部分人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收藏古董多年，想买下那件残佛，让杨叔叔的儿子向他父亲表明了我的意愿。他儿子转告我，他爸说了，不卖，在那尊佛像近千年的坎坷经历中，对那一段迷茫的历史，是个有警示意义的物证。

　　9、哑弹

　　那一次野营拉练，是难忘的。

　　到了宿营地李村，我们用干香的稻草打了地铺，睡在上面。到了半夜，总觉得皮肤发痒，一看，被跳蚤叮出不少红色的小包块。其他人也是，都没睡踏实。

　　第二天，我去供销社买回一包“六六粉”，睡前洒在稻草里。全班战友，被呛得咳嗽声此起彼伏，更没睡好。

　　下午洗炮，擦炮弹，当天晚上，进行实弹射击。月光明亮。轮到我们班了，九名战士，携带一门八五无后座力炮，潜伏山下，听到口令，如猛虎，扑向山腰上的射击点。

　　平土，架炮，装弹，瞄准………几秒钟内全部就绪。我是一炮手，就是瞄准手，听班长举着望远镜发出指令，半跪着调整标尺和密位。

　　我报告瞄准完毕，班长压低声调，发出命令:“放!”排球大的一团炽烈的火球，从炮口射出，从山坳上空划过，射向对面山上的灯标。我感到弹头速度太慢….….谁料火球已击中目标，夜色中绽开一团桔红的火花儿。

　　班长说:“好，就这样瞄，装弹!”又是一发击中目标。全班叫好。问题出在第三发，落地后没有炸响，是一枚不炸弹，又叫哑弹。全班的人都静住了。

　　造成哑弹的原因有几种，一般是弹头侧面先与石头相擦，然后弹起，改变了弹道，最终引擎没有被硬物撞击。这会儿，它也许躺尛在靶标附近的一蓬绿草下，也许悬挂在树杈之间，总之它是一个危险的存在。

　　全连射击完毕，已是后半夜。靶山的背坡就是李村。我请求留守目标区域，防止有人进入，危及生命。连长同意了，让全连人员回去抓紧休息，天一亮务必全体出动，找出哑弹，排出险情。

　　我和副班长坚守在原地。初春的后半夜，凉意渐浓。冷了，跳跳，蹦蹦。星光下，聊聊各自的家乡，一夜没合眼。

　　我有些自责与内疚，好像那枚哑弹的出现是我造成的。天很快就亮了，朝阳升起来了，这才看清，山坡平缓，满山遍野的杜鹃花铺天盖地，风中裹着粉红色的幽香。

　　村长知道了，派来几名小伙子协助排弹。全连官兵这时也上来了，网状铺开，慢慢推进，仔细寻找，哑弹很快就找到了。

　　村里来的一个瘦高的青年，相貌很像我当知青时的一位村民。当年我下乡的地方，也是如浪起伏的丘陵地带，到了这个季节，也是春色盈盈，漫山红遍。

　　作者简介：

　　臧瑾，出版商、古董商。闲了画油画，也写一些文学作品。作品见于《诗刊》、《解放军文艺》、《星星》、《草堂》、《扬子江》、《四川文学》、《长江文艺》、《芳草》等；结集出版的有报告文学集《风雨兼程》，《新女性》，油画集《两年》，诗画集《用往事下酒》，诗集《我听见了唐朝的回声》，随笔集《玩物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