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樊朝阳

　　开场：李主任您好！今天这次采访，我想围绕“为医、为人、为师”三个关键词展开。它们既是医生的职业身份，也是医学工作者的价值坐标。我希望通过您的临床实践、团队管理和教学带徒经历，谈谈新时代医生如何以专业能力守护患者健康，以仁心善意建立医患信任，以师者担当培养年轻医生。

　　一、为医：专业最终要落到患者获益

　　问题一：您如何理解新时代医生“为医”的根本责任？

　　问：过去评价一名医生，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技术水平、手术能力和专家名气。但今天患者的期待更加全面：不仅要把病治好，还希望方案清楚、风险可控、康复有指导，最终能够回到正常生活。您长期在骨科临床一线，您怎么理解新时代医生“为医”的根本责任？

　　答：我理解，“为医”的根本仍然是解决患者的健康问题，但今天我们对“解决问题”的理解应该更完整。医生不能只盯着一张片子、一个病灶，或者一台手术是否完成，而要看患者这个“人”最终得到了什么。

　　以骨科为例，影像学改善当然重要，但患者更直接的感受是疼痛有没有减轻，能不能重新走路、上下楼、工作、运动，能不能恢复基本的生活能力。所以我一直认为，评价治疗效果，要把“技术成功”和“患者获益”放在一起，把“疾病治疗”和“功能恢复”放在一起。

　　这也要求医生在制定方案时，不仅看疾病本身，还要看患者的年龄、基础疾病、职业、生活方式、功能需求和康复条件。同一种疾病，对年轻运动人群和高龄患者，治疗目标可能完全不同。真正的个体化医疗，不是技术做得多复杂，而是选择最适合这个患者的方案。归根到底，医生不只是处理疾病，更要帮助患者恢复功能、改善生活质量。

　　问题二：技术快速发展时，医生如何守住“患者获益”这个根本尺度？

　　问：现在微创技术、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医学等不断进入临床。新技术给患者带来更多可能，但技术越先进，似乎越需要医生判断它是否真正适合患者。您怎么看技术进步与患者获益之间的关系？

　　答：医学当然需要技术进步，但不能形成“唯技术论”。一项新技术进入临床，我认为首先要回答几个问题：它是否安全、有效？与已有方案相比，优势在哪里？对眼前这个患者，能不能带来明确的获益？

　　医生不能为了展示技术而使用技术。比如面对复杂肩关节疾病，有的患者适合关节镜修复，有的需要重建，有的则可能更适合保守治疗。即使是反肩关节重建这样的技术，也有明确适应证和禁忌证，不是“越新越好、越复杂越好”。技术选择必须建立在诊断、功能需求、风险评估和长期结果基础上。

　　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发展也需要规范。医疗机构要有准入、培训、质量控制和长期随访，医生要通过病例复盘不断检验结果。对患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用了什么“最新设备”，而是能否以合理风险获得更好的功能和生活质量。医生应该做技术的驾驭者，而不是技术的追随者。

　　问题三：面对疑难复杂病例，医生最重要的判断是什么？

　　问：复杂病例往往不是简单判断“能不能做手术”，而是要综合年龄、基础疾病、功能需求、风险承受能力和康复条件。您在临床中如何判断“该不该做、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

　　答：疑难病例真正考验的是医生的综合判断力，而不只是操作能力。第一步要把诊断和主要矛盾弄清楚：患者最需要解决的究竟是疼痛、稳定性、活动度，还是生活自理能力。第二步是评估收益与风险，包括年龄、基础疾病、骨质条件、肌肉功能以及术后康复能力。第三步才是比较不同治疗路径，判断保守治疗、微创修复、重建或置换中哪一种更合适。

　　对于复杂病例，我非常重视多学科讨论和团队决策。尤其是高龄、合并多种基础疾病或需要复杂重建的患者，不能只从骨科一个角度看问题。医生还必须知道治疗的边界——“技术上能做”并不等于“这个患者就应该做”。

　　同时，要把判断过程向患者和家属讲清楚，包括为什么这样选择、主要风险是什么、预期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好的临床决策，不是追求最大治疗，而是在充分评估后寻找最合适的治疗。

　　问题四：医学并不是万能的，医生如何向患者讲清楚风险和边界？

　　问：公众有时希望医学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但临床面对的是复杂而具体的生命个体。医生既要给患者信心，又不能作过度承诺。您如何理解医学的不确定性，又如何做好风险沟通？

　　答：承认医学存在不确定性，不是推卸责任，恰恰是医学专业性的体现。任何治疗都有适应证、风险和边界，医生要做的是在现有证据和条件下，把成功的可能性尽量提高，把风险尽量降低。

　　沟通时，我认为不能只说“有风险”，也不能只告诉患者“问题不大”。要让患者明白：现在是什么问题，有哪些选择，为什么建议这个方案，可能获得什么改善，又有哪些风险和局限；如果结果没有完全达到预期，下一步还有什么办法。特别是骨科治疗，手术往往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康复、随访和患者配合同样决定最终功能。

　　社会也需要更理性地理解医学。医生应当对自己的专业判断和医疗行为负责，但医学无法承诺百分之百的结果。坦诚告知、科学解释、规范治疗、尽责担当，我认为这才是面对医学不确定性最负责任的态度。

　　二、为人：信任来自专业，也来自理解

　　问题五：您如何理解“为医先为人”？

　　问：患者选择医生，除了相信技术，也是在托付信任。医生的一句话、一个态度，有时会直接影响患者面对疾病的信心。您如何理解“为医先为人”？

　　答：医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项人与人之间的工作。患者来到医院时，往往处在身体不适、信息不足甚至焦虑恐惧的状态，这时候医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可靠的人。

　　所谓可靠，不只是态度温和，更重要的是诚实、负责、守规则、有同理心。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要有原则；能解决什么、不能解决什么，要如实告诉患者。医生掌握着高度专业的信息，越是这样，越不能忽视患者作为一个人的感受和选择。

　　我也一直认为，同理心本身就是一种专业能力。它能帮助医生真正理解患者最在意的是什么：有的人最担心疼痛，有的人担心失去工作能力，有的老年患者只希望能够自己穿衣、吃饭、上下楼。理解这些，治疗目标才会更准确。一个成熟的医生，既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要有尊重生命、理解患者和承担责任的品格。

　　问题六：医患信任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问：很多医患误解并不完全来自技术问题，而是来自解释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预期管理不足。您认为医患信任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

　　答：信任不是靠一句“相信医生”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一次次具体的医疗行为中形成的。首先是专业可靠，医生的判断要经得起检验；其次是沟通坦诚，让患者知道医生为什么这样判断、为什么这样治疗。

　　在门诊中，认真听患者把问题说完，很多时候就是信任的第一步。之后要把诊断、治疗方案、风险、替代方案和康复过程讲清楚。特别是手术患者，不能只把注意力放在“手术做完”，术前预期、术后康复、长期随访都应该是完整医疗的一部分。

　　从医院和行业角度，也应该通过规范告知、连续随访、投诉反馈和质量改进，减少信息断点。患者合理表达诉求要有渠道，医生规范执业也应得到保障。真正稳定的医患信任，最终还是建立在专业、规则、透明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问题七：在互联网时代，医生为什么还要主动做医学科普？

　　问：现在很多患者看病前会先上网搜索，网络上的健康信息很多，但质量参差不齐，有时反而增加焦虑。您认为医生和主流媒体在医学科普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答：医学科普首先不是为了流量，而是为了减少信息差。以肩关节疾病为例，很多人一肩痛就认为是“肩周炎”，实际上肩袖损伤、肩峰撞击、关节不稳等都可能造成肩痛。错误认识可能导致患者长期自行锻炼、按摩，反而延误规范诊治。

　　所以医生做科普，要抓住公众真正容易误解的问题，告诉大家什么情况可以观察，什么情况需要及时就医，哪些治疗有明确适应证，哪些所谓“新方法”不能盲目跟风。同时还要把康复和预防讲清楚，让患者从“被动看病”变成能够参与健康管理。

　　主流媒体则应更加重视专业来源、证据和审核，避免用个别病例制造普遍结论，更不能通过夸张标题制造焦虑。高质量科普的社会价值，是让公众拥有更基本的健康判断能力，也让医患双方在进入诊室之前，就已经有一个更理性的沟通基础。

　　三、为师：教会技术，更要培养判断力与责任心

　　问题八：您如何理解医学导师的责任？

　　问：您既是骨科专家，也是博士生导师。医学教育和一般知识教育不同，学生今天形成的判断习惯、操作习惯和职业态度，未来都会直接影响患者。您认为医学导师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

　　答：我理解医学导师的责任，不只是“传技术”，还要传思维、传责任、传底线。年轻医生当然要学会手术，但如果只会操作，不知道为什么做、什么时候不能做、出现风险如何处理，就还不能成为真正独立的医生。

　　带教时，我更希望学生先学会判断。一个病例为什么选择手术？为什么选择这种术式？有没有其他方案？术后结果为什么与预期不同？这些问题必须反复讨论。病例讨论、术前计划、手术中的指导和术后复盘，其实都是在训练临床思维。

　　另外，导师的言行本身就是教育。怎么面对患者，怎么处理并发症，怎么面对自己判断中的不足，年轻医生都看在眼里。所以导师最终不是教会学生“做一台手术”，而是帮助他成长为一个专业可靠、对患者负责、能够独立判断的医生。

　　问题九：年轻医生最难培养的能力是什么？

　　问：知识可以学习，操作可以训练，但真正成熟的医生需要在复杂情况下作出判断。您带教多年，年轻医生最难培养的究竟是什么？

　　答：我认为最难培养的是临床判断力。技术动作经过训练可以逐步熟练，但判断力来自长期临床积累，也来自不断对自己的判断进行验证和修正。

　　所以培养年轻医生，不能只是让他“跟着做”。术前要让他提出自己的诊断和方案，说清楚为什么这样选择；术中要理解每一个关键步骤背后的风险控制；术后要看实际结果与预期是否一致。尤其是并发症、失败病例和复杂病例，更有学习价值。不能回避问题，而要认真复盘：当时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哪个环节可以做得更好。

　　与此同时，基本功、风险意识、沟通能力和职业责任不能被科研指标替代。科研很重要，但最终医生面对的是患者。人才评价也应更加重视真实临床能力、患者结果和团队贡献，让年轻医生愿意把时间真正沉到临床中去。

　　问题十：一个学科怎样把个人经验变成可持续的人才梯队和团队能力？

　　问：一个学科的发展不能只靠一两位专家。优秀医生的个人经验，如果不能沉淀成团队的方法，也很难形成长期价值。您在骨科中心建设和人才培养中，最关注什么？

　　答：学科建设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个人经验转化为团队能力。要通过固定的病例讨论、疑难病例库、手术视频复盘、技术分级和并发症分析，把“老师告诉我怎么做”，逐渐变成“团队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人才培养也应该分阶段。年轻住院医师首先把病史、查体、影像判断和基本操作打牢；到了主治阶段，要逐步形成独立诊疗和风险判断能力；青年骨干则要能够处理复杂病例、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并进一步带年轻人。不同亚专业之间也要协作，而不是各自为战。

　　从更长远看，未来医生还要面对人工智能、数字医学等新的工具和环境，但工具再变化，临床判断、对患者负责以及持续学习的能力不会过时。真正可持续的学科，不是某一位专家有多强，而是一代一代医生都能成长起来，最终持续解决人民群众真实的健康问题。

　　问题十一：最后，请你对今天的采访简要的做一个核心总结。

　　答：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就是长期以来我对“医与疗”问题的本质思考。

　　我经常跟学生也跟患者说，我们治疗的不仅仅是“病”，而是“病人”。疾病可以通过影像、检查和指标来判断，但真正坐在医生面前的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有自己的年龄、家庭、工作和生活，也有对未来生活的期待。所以医生最终要解决的，不只是一个病灶，而是尽可能帮助患者恢复功能、回归生活。这才是医疗最本质的东西。

　　作为医生，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做医生时间越长，我越觉得，最后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不是做过多少台手术、获得过多少荣誉，而是患者怎么评价你，是不是愿意把家人继续交给你，以及这么多年以后，你在患者心里究竟有多重。这份信任，是医生最珍贵的职业价值，也是最需要守住的东西。

　　总体说，“为人是根，为医是本，为师是传承。医学最终要回到患者、回到临床、回到对生命的敬畏。”（樊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