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字的起源，迄今为止均以殷墟甲骨文为源头，普遍认为商代文字是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
 

　　那么在商代以前还有没有文字呢?答案是有的。1987年在河南舞阳出土的贾湖文字符号提供了证明。由一个中国和美国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提出，贾湖文字属于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即伏羲氏的三皇时代)，和商代甲骨文高度相似，也是契刻在龟壳和兽骨上，但比商代早了4000年，它们很有可能是用来完成一些萨满教的仪式。这一证据表明，贾湖契刻符号不但是迄今为止新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甲骨契刻符号，也是至今我国年代最早的文字前形式，具有早期的巫师文字的特征。在文字学领域，把上古时代的文字分为巫师文字和通行文字，巫师文字是以原始农耕为基础的在人与神之间沟通的文字，而通行文字是以贸易为基础的在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文字。有此一别，所以巫师文字只能算作汉文字前的形式。其实，这种划分也很难界定。巫师文字和通行文字一样，都具有象形符号的特点，也有使用功能，虽只用于占卜祭祀等活动，但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因为那个时候的大事也就是祭祀和战争两样，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见《左传·成公十三年》)。从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也可以看出，内容多为“卜辞”，记载的是与占卜相关的活动。巫师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史学上就认为儒和道承袭了巫师文化，道家的符箓术源于巫觋。所以，不论从文字学还是从书法艺术而言，这种巫师文字也有着人文意义和审美价值，应当有所表现。今人中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当属韩美林先生，他归纳整理的“天书”，通过捕捉中国古文字符号的气质神韵，来揭示和传达上古时代的人文精神，给人一种深邃神秘的艺术感受。虽然其中有不少主观臆造，但于史有据，是一种富有积极意义的创造。
 

　　说到巫师文化，还有一个现象比较有趣。为了显示具有驱除鬼怪的神力，巫师的兽形面具以及青铜礼器上的饕餮纹饰等，总是特别丑陋狰狞和恐怖。而且传说中的“上古四圣”(尧、舜、禹、皋陶)都巫术通神，而且形象怪异。就如同荀子在《天相》里的描述：“皋陶之状，色如削瓜”;“禹跳，汤偏，尧、舜参牟子”。皋陶的脸色永远像削了皮的瓜一样泛出青绿色;大禹腿是瘸的，走路一跳一跳;商汤半身不遂;尧和舜眼睛里有两个瞳仁。这种怪异现象是原始宗教信仰和对超自然神力崇拜的表现，是一种文化现象，必定会反映到文字中来。许慎《说文解字》对此的解释是：“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象形正是始于对自然物象的崇拜，如日、月、山、水，龙、象、马、牛等等。所以可以想象，巫师文化的神秘感和“审丑”现象必定会在古文字中有所反映。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文字，也是唯一活着的世界“四大古文字”之一。但是它面世时间却很短，只有120年。说起来也很有趣。甲骨文在清末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故地)出土，被当做包治百病的药材“龙骨”在民间买卖，金石学家王懿荣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治病时自甲骨上发现了类似文字的图形符号，从此面世。清末刘鹗的《铁云藏龟》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第一个提出了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之说，这对于甲骨文的认识具有开创之功。上世纪三十年代，因章太炎等人质疑甲骨文是伪造，曾在甲骨学界引起争论，后经民国政府组织系统的考古挖掘，出土大量甲骨文物，方才形成定论。甲骨文自上世纪初开始，受到广泛重视，甲骨学一度成为显学，也造就了一批甲骨文书法家。甲骨文的载体材料为龟甲和兽骨，属于契刻文字，线条细瘦、棱角分明，结体大小不一、自由率真，章法以纵势为主，行款往往左右对称。甲骨文的形体结构不只是单体，已有合体，不仅有象形字，还有形声字。这说明甲骨文已经开始脱离象形阶段，向抽象化阶段发展。用今天的眼光去看，甲骨文已经初具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艺术的要素，具有十分难得的“古质”美。郭沫若在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序言中，就对其大加赞赏：“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足知现存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甲骨文的这种“古质”美感，可以概括为：源于自然的象形图画感，基于原始崇拜的神秘奇异感，简直契刻的天真纯朴感。甲骨文对草书而言，也有可资借鉴的地方，它的字形与后来的“草篆”有相似的意味，为草书特别是章草的结体变形移位提供了参照。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到了西周时期，古文字以青铜器铭文“钟鼎文”为代表，达到契刻文字阶段的又一个高峰。因为周人把铜也叫金，所以钟鼎文也叫作“金文”。西周早期的金文仍带有甲骨文的影响，字体平易古朴，线条方圆兼备，笔划首尾出锋，常有粗画和肥厚的点团出现，以“大盂鼎”铭文为代表，具有凝练平直之气。后期的金文结体谨严，线条均匀，圆转流畅，不见出锋，肥笔和团块消失，在凝重中增添俊秀之气，最具代表性的有“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从“大盂鼎”到“虢季子白盘”，可以看出金文由质朴向精妍的方向发展，反映出古人的审美取向，这种取向在后来的秦系文字中延续，直到形成小篆，达到古文字精致妍美的高峰。金文有凹凸两种型制，分别称为“款”和“识”。由于凹状款文的制模刻字方法不为后人所知，故史上也曾有金文是书法艺术还是铸造艺术的疑问。应当说两者皆是。从青铜器铭文制作过程看，是先书写铭文的样本，然后按照样本契刻模型的陶范，再翻范铸造成型。所以，它首先是书法艺术，然后才是铸造艺术。受铸造方式的影响，早期的金文线条呈现出肥重和团块多的特征，这种“意想不到”的效果，丰富了艺术表现，给后世的金文书家提供了变化夸张的条件。
 

　　这个时期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西周后期，周室衰落，诸侯割据。受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文化影响，古文字不规范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义同形不同的异体字很多，据统计，西周时期金文的异体字形就有2000多个。在周宣王时期，为了中兴周室，曾对文字进行过统一规范。据《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叙》记载，周宣王令太史籀对当时的文字进行了整理和规范，著大篆15篇，世称《史籀篇》。《史籀篇》是一部字书，主要用于识字启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用于规范的识字课本。籀文虽被定为标准文字，却因西周的衰落，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字乖形”，于今看来却别有意义。异体字不仅保留了古文遗迹，而且可以丰富书法的艺术表现。在前人的书法作品中，我们常见异体字的意趣，但在时下日益少见。现行文字法规允许在书法艺术中使用异体字，我们应当注意挖掘和使用，使其作为规范文字的补充，继续流传下去。
 

　　至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朝一统地位的丧失，“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见《说文解字•叙》)。后人把这个时期的文字区分为两系：即秦系文字和六国文字，也有的概括为“西土文字”和“东土文字”。自平王东迁，秦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附近)，承袭了西周故土，也继承了西周文字和文化。而东土六国逐渐脱离周制，文字变化剧烈，与西周籀文差距越来越大。由于秦系文字上承西周籀文，下启小篆，延续了汉字发展的方向，因而被视为这一时期文字的主流。在秦系文字中，最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的是“石鼓文”和“简牍文字”。
 

　　石鼓文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花岗岩石上，故称“石鼓文”。石鼓文字形多取长方形，结体对称平正，端庄凝重;笔力劲健，线条粗细均匀;布局形成字格，极有法度;气质雄浑，古茂遒朴而有金石气。石鼓文自唐初出土，被断为周宣王时代之物，其字体即被认为籀文。张怀瓘在《书断》中论道：“按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今在陈仓”。他赞美石鼓书法“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苍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后人多认为石鼓文是秦物，只不过在年代上是春秋或战国有所不同。普遍认为石鼓文保留了籀文的特征，但字体风貌已与小篆近似，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的过渡期字体。石鼓文和金文一样，对书法艺术的影响较大，被历代书法家视为学习篆书的重要范本。从书法回追“古质”的角度看，石鼓文集篆籀之成，是汲古的首选途径。
 

　　简牍文字，在存世的秦系文字中最为多见，特别是近些年出土的秦简，如睡虎地秦简和里耶秦简，为研究秦系文字提供了切实可信的材料。简牍文字与契刻文字不同，是用软笔书写在竹简和木简上，而且字体多样，表现出战国时期文字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三种表现：一是“小篆化”。秦篆在籀文的基础上，趋向简化，线条更加婉转圆通，结构左右对称，上紧下松。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即由李斯等人整理规范，形成标准小篆。二是“隶化”。据《晋书·卫恒传》记载：“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隶书者，篆之捷也”。可见，篆书“隶化”是顺应实用的需要，为了便于在简牍上快捷书写，而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由纵向走笔改为斜向和横向走笔，尾笔出现波磔。这个时期的隶书被称为“秦隶”或“古隶”。三是“草变”。与秦篆“隶化”同时，在快捷书写中也出现了草率写法，解散篆书的线条和结体，形成率直简捷的点画，笔画中出现连带牵痕和飞白，初具草书的意味。这种变化，在与之时代相近、地域相近的晋系文字《侯马盟书》中也有明显表现。有人把它们概括为“草篆”，也有人认为它们还是“隶化”。应该说“草变”和“隶化”相互联系，但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样式，“隶化”向正规化的隶书和“楷体”发展，而“草变”向更加“草率”的方向发展而形成“草体”。
 

　　秦系文字之所以被视为正宗，就是因为它在古文字向今文字的进化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秦篆的“隶化”和“草变”，推动了汉字“质”的变革，即将古文字以线条为结构单位，分解转化为今文字以笔画为结构单位，从而为文字和书法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根本条件。前不久，看到一篇当代书法家的授课文稿，主张大草书法应以篆书的线条为门径，而不应以楷书行书笔法为之。有一定道理，但过于绝对。融篆入草，前人有过尝试，如明末清初的傅山，即在大草中融入“草篆”，线条极尽缠绕，自成一家。草书源自秦篆“草变”，但它的本质变化是结字的构成单位由单一的线条变成笔画“八法”，笔画又在书写中因人而异形成使转、顿挫、提按等不同的笔法。“一笔书”是大草常用笔法，看起来像似篆书线条，但实际上是笔画在上下字连写中的延长，其中包含有提按绞转等笔法变化。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大草可以引入篆书线条的意趣，但总体上还是应该在笔画的基础上变化。诚如孙过庭所言，“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
 

　　研究先秦时期古文字，《说文解字》不能不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古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典，由东汉人许慎所作。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失传，现在流传的均是以宋代版本为基础，经过后人增补校订的版本。《说文》以小篆为研究对象，也兼及古文、籀文。对于书法艺术而言，《说文》不仅解决古文字辩识和小篆字法问题，而且有助于了解古文字结构形成的原因。《说文解字》之名包含两层意思：古代称独体的字为“文”，称合体的字为“字”，独体的“文”因为不能再分解，故说明之;合体的“字”由两三个不同的“文”构成，故剖解之。“文”和“字"反映了汉字发展的两个阶段，即象形、指事一类的图形符号阶段和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概念符号阶段。由此可见，通过查阅《说文》，就能考究字源，了解古文字形成原因，这样书法的结字构形就有了依据，而不会出现乖形离谱的现象。后世书法家对《说文》都十分重视，把它作为开启古文字大门的一把钥匙。例如王蘧常先生，在他的生平事迹中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他精研《说文》，把篆书的540个部首熟记于心，能够随心所欲地融篆入草，从而开创了章草书法前所未有的独特面貌。

　　笔者：程建国，号谦益，1954年生于湖北武汉，1970年入伍，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委，少将军衔，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