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元人郑杓、刘有定的书法论著《衍极并注》，每每为文中观点引发深省，“字有九德，九徳则法”即是一例。郑杓把“九徳”与书法联系起来，思想奇妙，道理深刻，今时读来，仍有新意。

　　郑杓在《衍极•书要篇》中言道：“夫字有九德，九徳则法。法始乎庖羲，成乎轩、颉，革乎秦、汉，极乎晋、唐，万世相因。体有损益，而九徳莫之有损益也。或曰：九徳孰传乎？曰：天传之。又问自得，曰：无愧于心为自得。”郑杓的这段话，遣辞简略，含义丰富。他认为，字有“九徳”，“九徳”即是书“法”，它贯穿于汉字产生、变革、发展的全部历史，并为世世代代所因袭。其间，字体虽有繁简损益等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九徳”的法则恒定不变。那么“九徳”由谁传来呢？回答是由“天”，是“天理”使然。又问何以“自得”呢？回答是“无愧于心”。所言之“心”不是脏器的“心”，而是形而上的“心性”。宋儒朱熹曾言：“德者，得也，行到而有得于心者也。”（《四书集注·学而篇》）所以，“无愧于心”，可以理解为儒学所讲“从心所欲不逾矩”，“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因此，在郑杓看来，学书只有顺应自然，率性任真，方能“明德”而“得道”。

　　按照郑杓的逻辑深入下去，不难看出，其“九德”之说是儒家“道之为体，德之为用”哲学理论在书学上的具体运用。在儒家经典中，“道”与“天”同义，都是哲学的终极概念，即人的心性与万物的“本体”。“德”是“道”的致用，循道致用即为德。“道之为体”，“心物一元”；“德之为用”，则彰显为心理和行为上的多样化的作用，故古典中有“三德”、“六德”、“九徳”等多种概括。其实，“九徳”之说不是郑杓的首创，早在先秦经典中即已有之。《尚书·皋陶谟》中记有皋陶与大禹就如何识人用人的一段对话。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皋陶认为，人的品行表现为“九徳”，识人是否有德，要观其行、察其事。所谓“九徳”，是包括人的秉赋、气质、品德、才干等九个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行为标准。选拔彰显九徳之常的人做官，为政则善。关于皋陶“九徳”的释义，古今有多种版本，笔者认为，“九徳”泛指“道”之作用，针对不同的事物可以有不同的概括，关键是了解其道理，故在此不具。郑杓把“九徳”之说引申到书学上，即是认为“字有九徳”与“行有九徳”同理。他称：“草本隶，隶本篆，篆出于籀，籀始于古文，皆体于自然，效法天地”（《衍极•书要篇》）。正因为书法“体于自然，效法天地”，与人事和万物同作，都是“道体”和“天理”作用的彰显，故“九徳”之说不仅适用于书法，而且可以说是书法内在之理。如果说“字有九徳”只是对皋陶“行有九徳”的引申，那么“九徳则法”确是郑杓带有创见性的发展。

　　郑杓认为“字有九徳，九徳则法”是与汉字伴生并流变发展的。关于书法的产生和沿革，《衍极》多有论及。例如：“至朴散而八卦兴，八卦兴而书契肇，书契肇而篆籀滋”。又如：“法始乎庖羲，成乎轩、颉，革乎秦、汉，极乎晋、唐，万世相因”。由此可见，字之“九徳”就体现在前人书法之中。郑杓称：“皇颉以降凡五变矣。其人亡，其书存，古今一致，作者十有三人焉。”（《衍极•至朴篇》）所谓“五变”，即汉字的古文、籀、篆、隶、草之变。所指“十有三人”，即三代至宋有“书德”于世的十三个人物，他们是：仓颉、大禹、史籀、孔子、程邈、蔡邕、张芝、钟繇、王羲之、李阳冰、张旭、颜真卿、蔡襄。这十三人在书法的创造与发展中具有划时代意义，如：仓颉“造六书而成文”，是“文字之祖”；大禹“铸鼎象物”，开钟鼎铭文之先；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以成籀书；孔子“壁中书”幸存“六经”，留垂科斗古文；程邈“变篆为隶，趋时便宜”；蔡邕“饬隶为八分”，“鸿都《石经》为古今不刊之典”；张芝变章草为今草，“圣于一笔书”；钟繇变隶为真，成“楷书之祖”；王羲之变古为今，“一发新韵”；李阳冰“独蹈孔轨”，发扬古篆；张旭草法称绝，“浑然无迹”；颜真卿变法“含弘光大，为书统宗”；蔡襄“间世独起，承古启宋”。秦相李斯制小篆“同文天下”，本应位列其中，因与“焚书坑儒”关联，而被排除在外。郑杓对古人“书德”的评价本于儒家立场，并且以古法为尊，具有明显的倾向性。王羲之、颜真卿都是史上变法成功的代表性人物，但在《衍极》中的品评却有差别。如：“右军书成，而汉、魏、西晋之风尽废。右军固新奇可喜，而古法之废，实自右军始，亦可恨也”。又如：“盖古书法，晋唐以降，日趋姿媚，至徐、沈辈（指唐代徐克、沈传师等）几于扫地矣。而鲁公蔚然雄厚蠲雅，有先秦科斗、籀隶之遗思焉。”（《衍极•至朴篇》）颜真卿因宗法古文、篆、籀，郑杓赞其“含弘光大，为书统宗，气象足以仪表衰俗。”至于“宋四家”，也是这样，《衍极》“褒蔡贬米”，对谨守古法的蔡襄推崇备至，而对“尚意”变法基本持否定态度。

　　郑杓以古法为尊，意在强调“体有损益，而九徳莫之有损益”。《衍极•造书篇》中有一段话态度十分鲜明，他讲：“至哉，圣人之造书也，其得天地之用乎！盈虚消长之理，奇雄雅异之观，靜而思之，漠然无朕，散而观之，万物纷错，书之义大矣哉！自秦以来，知书者不少，知造书之妙者为独少，无他，由师法之不传也。”刘有定注曰：“天地之理，其妙在图书，圣人法天，其用在八卦。六书，八卦之变也。卦以六位而成，书以六文而显。”“是故六书者，天地之大用也。”由此可见，郑杓所推崇的“造书之妙”即是“六书”之法，也就是象形、指事、形声、会意、假借、转注六种方法。在郑杓看来，“六书”之法本于自然，是包含在“九徳”之中的重要法则，于书学十分重要。刘有定对此作了说明：“夫六书之微，非古文、篆、籀，无所宗主。八法之妙，非程隶蔡分，莫能发明。自古法变而趋今，学者往往文灭其质矣。”指出：“六书”之法，是古文、篆、籀的本质，“八法”的发明，始于隶书和八分书；今体之变“文灭其质”，去“六书”、“八法”渐远；“六书”、“八法”不传，则书道不正。所以，郑杓强调书法应以古法为宗，守“九徳”之正。“夫法者书之正路也。正则直，直则易，易则可至，至则妙，未至亦不为迷。”因此，对于学书者而言，古法不可不知，不可不传。

　　在《衍极》中，郑杓没有对字之“九徳”作出具体概括，刘有定在注疏中以皋陶“行有九徳”转相比附，并称：“惟字亦然，亦书有德，亦言其字有德，九徳既备，法自生矣。”还特别强调：“非自得者，不足于谈斯道。”在他们看来，“行有九徳”和“字有九徳”义理相通，规律相同，但在字面意思上不能“生拉硬拽”，最重要的是理解和掌握其核心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不明白这一点，“不足于谈斯道”。“对立统一”是“混元之理”，“相反相成”是“天道之妙”。郑杓称：“道在两间，法出于道，书虽不传，法则常在。故执笔贵圆，字贵方，篆贵圆，隶贵方，圆效天，方法地，圆有方之理，方有圆之象。”所言以“方”与“圆”对立统一为例，解书法效天法地之理。他还以“紫真授羲之”典故为据，引用天台紫真道师（白云先生）对王羲之所言来说明问题。紫真言：“子虽至矣，而未善也。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力圆则润，势疾则涩；紧则劲，险则峻；内贵盈，外贵虚；起不孤，伏不寡；回仰非近，背接非远；望之惟逸，发之惟静。敬兹法也，书妙尽矣。”（王羲之《记白云先生书诀》）其以“阴阳”喻“对立统一”，列举书法中两两相对、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尽言“九徳则法”之理。

　　既然“对立统一”是“九徳”的核心法则，那么如何把握辩证之“眼”和统一之“点”，求得书法艺术的平衡与和谐呢？郑杓的回答是一个字：“极”，即“衍极”的“极”字。他在全书末尾说：“或问《衍极》。曰：极者，中之至也。曷为而作也？曰：吾惧夫学者之不至也。”他的这段话表明了其写作《衍极》的目的，即致力于弘扬“中庸”文化传统。刘有定的注释更加明确：“谓极为中之至，何也？言至中，则可以为极。天有天之极，屋有屋之极，皆指其至中而言。若夫学者之用中，则当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义。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衍极》之为书，亦以其鲜久而作也。呜呼！书道其至矣乎！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况书道乎！。”（《衍极•天五篇》）郑杓的“极为中之至”，源自孔子学说。刘有定引用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出自《论语·庸也》。在孔学中，“中庸”之道是天下根本之道，用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和态度以及方法对待所有事物就是“中庸”，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正是基于这个道理，郑杓把“用中”视为“字有九徳，九徳则法”的最高境界，并认其为修养“自得”最正确的方法。在郑杓之前，唐人对书法“用中”问题作过精要的论述。虞世南曾言：“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字则敧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攲，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笔髓论•契妙》）所谓“冲和”，出自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古哲认为，世界由“道”化生，“道”化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由“冲气”统一；万物都在阴阳对立中运动，并在冲虚之中得到和谐与平衡。虞世南“中正冲和”之论，后被唐太宗李世民在《笔法诀》中引用，遂成唐人书法之至则，并为后世所尊奉。郑杓“衍极”所论正是受前贤理论影响，并与之相因。

　　综上所述，《衍极》之论，特别是“九徳”之说，旨在正本清源，回归书道之传统。“字有九徳，九徳则法”，立论有据，符合规律，不啻为书法之重要理论。受元代时风影响，《衍极》字里行间充满复古情结，对古法的尊崇近乎偏执。或受这种情结影响，郑杓、刘有定对历史上“守正”与“创新”的认识时有偏颇。时移世易，“守法而弗变则悖”；师古不泥古，创新不离宗；“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正是“天道”之理，“九徳”之义。

　　（笔者：程建国，号谦益，1954年生于湖北武汉，1970年入伍，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委，少将军衔，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