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愚:中国文人画的来龙去脉
2019年12月16日   14:26 | 来源:中国发布网

  想说中国文人画,是由一个外国人引起的,就是韩国美术评论家金兑庭先生。对于中国美术艺术,他直言不讳:中国美术最重要的不是油画,也不是国画,更不是其它什么画,而是文人画,文人画是中国艺术的灵魂性存在,中国哲学的不可言传的思想与精神,统统反应在文人画的笔墨境界里。这是中国美术最重要的艺术,但是在中国当代我们看到的,重要的精神统统变成不重要的东西,不重要的东西反而变成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简直本末倒置,真的变成假的了,假的变成真的了,乌七八糟的,看不到真正的艺术。真正好的艺术不是天上掉下来,完全是我们心情中出来的,艺术是心情最干净的时候出来的,我们的心污染很多,很多人没有洗干净自己的心。不干净的心灵怎么可以生长出来纯净的艺术?大家好像都很疯狂的丢了魂一样的追逐金钱、房子、名车,好像这就是做艺术的根本目的,太危险了,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中国艺术家这么喜欢钱的艺术家,中国当代美术的确走到了危险的边缘。
 
  中国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陈传席认为:金兑庭的评论非常好,非常中肯,中国大多数评论家都难以说到这个点上。作为一个韩国人,能看得这么清楚,很难得。对于中国当代书画,金先生不如陈传席更直接了当:可用“很差”两个字来评价,甚至应该说是一败涂地、全军覆没。早一点还有李可染、傅抱石、徐悲鸿等名家,现在却是挑不出一两个代表性画家。问题的关键在于画家文化的缺失。没有文化功底,画画的基本功再好,作品格调也上不去。儒家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首先“志于道”,再据德于仁,艺术才能有所成就。如果没有大见识、大胸襟,每天写写画画,永远只能在小道上转悠。像毛泽东、鲁迅、于右任,他们的字多好,他们哪位又是专业书法家?可见,书画是意识形态,没有文化底蕴和社会阅历等大道为支撑,永远做不好。
 
  两位先生认为中国当代美术一塌糊涂,若愚作为评论作者不想去评论,因为看到陈先生的另一篇大作《陈传席:刘二刚是我见到的真正的新文人画家,没有之一》所以不好多说。也可以说不评论的评论也是评论。
只是他们对中国文人画的高度认同,这一点与笔者不谋而合。因此梳理一下中国文人画的来龙去脉。
 
  上海著名书画家、书画理论家卢辅圣先生在《中国文人画史》提到:文人画是中华文明所孕育的奇特文化现象,是中国民族文化特性的鲜明体现,也是世界艺术史上的孤例。一千多年来,它以历代文人士夫为主体,凭借绘画艺术的平台,发乎创作,潜乎思辨,营造出具有独特价值原则与独立图式系统,并且在本体论和方法论诸方面无不自成格局的人文气象。为构建中华民族艺术精神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更为奇特的是,这种营造与发挥,往往又被置于道与艺相矛盾或者说不以绘画为目的的文化情境之中,从而平添了许多似是而非、不期而然和无为自化的因素。
    
  说的直白一些,文人画与一般的画家画、院体画不同。是文人雅士藉绘画以抒泄胸中之逸气,并不求工整与形似,也不讲目的与价值,只是随兴所至,表之笔情墨趣,写写文人墨客心府灵境。因为具有文心、诗情、画意,才得命名为文人画。清盛大士溪山卧游录中云:"士人之画妙而不必求工;作家之画,工而不必画妙,故与其工而不妙,不若妙而不工。”陈师曾说的更明白中肯:"画中带有文学性质,含有文人趣味,不在画中考研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乃所谓文人画 。傅抱石先生还把“文人画”三个字来代表中国画的三原则。即“文”学的修养,高尚的“人”格,“画”家的技巧。
 
 
  中国文人画,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元,宋元为文人画的黄金时代。
 
  吴道子可以说是文人画代表性人物,他为唐玄宗画嘉陵江山水,一夕而就;而李思训画山水三个月才画成。一夕而就与三个月之别,就能品到文人画洒脱,飘逸的神韵。
  唐、五代时期,画家荆浩,先学吴道子,后来悟到“师人不如师造化”,直接向自然学习。他画松数万本,“始知画松”。他有个想法,以为吴道子有笔无墨,项容有墨无笔,他要吸收两家之长,创自己风格。米芾评论:“荆浩善写云中山顶,四面峻厚。”除荆浩外还有关仝、董源、巨然,是当时画界四大擎天柱。
 
  宋代还值得一提的是米芾、米友仁父子,创造了米点山水,他们是文人、诗人、书法家。米芾在镇江,看到长江上云烟出没,就发明了横点画法,很少勾轮廓,有时稍稍勾点云纹,全部是横的大点。南宋迁都杭州后,画家都是由北方过去的,有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他们用湿笔在绢上绘画。

   “文人画”的理论,最早由苏轼提出来,苏轼当时的提法是“士人画”,元代赵孟頫承接苏轼的观念,继续发展了文人画,文人画在元代走向兴盛。到了明代,董其昌再次提出了“文人画”的观念,后世一般将这些都统称为“文人画”。
 
  苏轼对于文人画理论有开创之功,他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用“阅天下马”来比喻“观士人画”,指出“士人画”与“画工画”的区别,在于画家是从哪个层面来认识与观察更能看到对象更内在、更本质的特点。

  王维是唐代大诗人,也在文人画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明代董其昌将王维推为文人画的鼻祖。苏轼怎么看王维和吴道子的画呢?他先讲吴道子的画——“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再来看王维,“祇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这里王维和吴道子的画,节奏、状态是不一样的,吴道子笔墨雄放,浩如烟海,而王维给人的感觉则清逸、冷峻。相比于吴道子,苏轼更推崇王维:“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理由是“摩诘得之以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

       《梦溪笔谈》里记载,王维画画,不考虑各种植物是否可以搭配在一起,桃花、杏花、芙蓉、莲花都画在一起,也不考虑季节的影响,王维观物,本质和九方皋相马是一致的,能直接抓住对象最本质的特点,而无需依托具体物象。因此在苏轼眼里,王维比吴道子见识更高一层。

 
       到了元代,赵孟頫与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是文人画践行者,这之中,赵孟頫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他说:「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便自谓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吾所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为知者道,不为不知者说也。」赵孟頫“古意”说是针对南宋院体画而言——院体画一味追求表面精工,刻画工细,雕琢过重,从笔墨,到设色,逐渐脱离自然道理。,赵孟頫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倡“古意”,试图力挽狂澜。赵孟頫另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即——“以书入画”:「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 」“以书入画”便是借助书法性的用笔,用点画本身合道,而不在造型、色彩等表面下功夫。
 
  明追元风,写实功力不如宋代,笔墨讲师承。后来出现四大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严格地讲,他们不如元四大家了。沈周以董源、巨然为师,以元四大家为法,用笔比较健壮。文征明是沈周的学生。唐寅是文征明密友,用淡墨画得很细。还有仇英,他继承了南宋青绿山水,人物也很工,工笔写意都会,因为他是画工出身。
 
  后来又出现一名大家董其昌,提出南宗北宗的学说.董其昌认为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傒、赵伯驹、赵伯骕以至马(远)夏(圭)辈。南宗则王摩诘(王维)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他崇拜南宗,特别迷醉于董源和黄公望的画。黄公望学赵孟,又直学董源、巨然,代表作有《富春山居图》《天池石壁图》。
 
  董其昌影响“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恽等三百年清朝的朝野的画家,从皇帝大臣到民间,写字、画画都是他的学说,连乾隆皇帝的字,都是学他的。清朝三百年由于师承关系,每笔每墨都讲出处、讲师承,脱离了生活,院体书画走向了衰弱。王时敏与董其昌关系最深,王原祁被称为画圣。王石谷、王鉴都是鄙视北宗推崇南宗的,“四王”以为画越像古人就越好。与之对立的有金陵八家、四高僧、扬州八怪等在野派。龚贤是金陵八家中的一家,成就最高,善用墨彩,一层一层墨积上去,往往背景黑、前面淡,墨色像闪光一样;用墨功力很深,没有大泼墨,而是一笔一笔画上去,明亮而闪光,复杂而深远,可以说在墨彩方面最有创新的画家。
 

 
  四高僧是指石涛、石溪、八大山人、渐江,都是和尚,也是遗民。石涛之父是明代的大官,自小生活在风景优美的桂林;明亡后出家当和尚,“搜尽奇峰打草稿”是他提出的,他的画墨雄笔健,酣畅淋漓,新颖奇特,由于他是从桂林一步步走到南京,长期生活在真山真水中,与“四王”就不一样。石涛的画影响南方,连王原祁也不得不说“大江以南石涛笔墨,无出其右者”,在笔墨上不得不佩服他。可宫中没有他的地位,皇帝不喜欢,认为他是“野狐禅”,他强调“我自用我法”并清楚地指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安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安入我之腹肠。”“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他甚至豪迈地说:“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总之他要改变古人的面目而自创新法,这种呼声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笔者喜欢石涛的个性,还写了小诗《苦瓜和尚》:苦瓜和尚结墨缘,思瓜忆苦瓜苦酸。吾之为吾有吾在,非是墨好是砚端。
 
 
  石溪多病,在南京牛首山出家,画苍润无比,有石涛不及处。他以画悟惮,黄宾虹老先生说:我主要得力于石溪。石溪主要画“浅绛”,但最好的是水墨画。有一次他去故宫参观,看得头昏眼花,尤其看到郎世宁的画,就想吐,可一到石溪的画前,就像吃了一杯龙井茶,真了不得,这幅画用笔很少,却很丰富。八大山人的画,格调高,感情深,用笔简,笔墨来自董其昌,艺术思想境界高,人们谈四高僧时,总把他摆在前面。
 
 
 
 
  清末民初,出了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最有影响力是继承了文人画传统的大师黄宾虹。接受西方文化洗礼的有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他们年轻时都学中国画,后到法国画油画,晚年又画中国画,这些大师对中国画如何吸收西洋画做出了贡献。接着就是李可染,李苦禅,潘天寿这批人。赵望云和石鲁带了三个学生,黄胄、方济众、徐庶之,南京有傅抱石,钱松喦、魏紫熙、亚明,上海有朱屺瞻。广州有关山月。
 
       再有,就是陈传席所说的,全军覆灭,有待后人了.
 

 
作者简介:刘永彬,笔名刘若愚,号福缘。祖籍山东乳山,辽宁沈阳市生人。艺术评论家,画家,媒体编辑。年青时代在国企做记者,通讯《直挂云帆济沧海》获全国医药好新闻一等奖。现任中国文化信息协会文化创意传播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布网副总编,撰写【若愚来访】【永彬视界】专栏。艺术评论文章在人民网等多家媒体发表。人到中年,开始写诗作画。力求“造化于心写古风  老墨拙笔文人画“,努力做一个文化自信的践行者
 
 
(责任编辑:刘永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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