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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推:《中访网》带你走近茅于轼
2015-12-20 21:14
        茅于轼,生于南京。知名经济学者。原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民间学术机构“人文经济学会”的理事长。在中国,一提起经济学随笔,人们自然就会想到茅于轼,他是较早以随笔的形式来阐述深奥的经济学道理的。1994年,茅的一部《生活中的经济学》,通过对美国市场的考察,阐述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该书一版再版,几乎成了经济学随笔的代名词,由此,茅获得了足够多的关注和支援。茅于轼自认是独立的、自由的经济学家,他的特点是把经济学更加平民化,纠正社会上一些人对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在研究学问上,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不仅要掌握教科书中的定理,还要找到可以说服自己的生活例证。
 
     
 
  撰稿记者:王晶晶
        黑色座机发出声响时,茅于轼先生总要抢在妻子前抓起书桌上的话筒——「茅老,我怎么样能够富起来呀?」电话那头一个陌生的声音问。作为中国当下最知名并且活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之一,类似的电话茅于轼每天要接十几个。来电者包括房子被拆要打官司的农民、约访的记者、请求写出国推荐信的学生以及意欲辩论的学术观点反对者……人们将他视为市场经济以及自由主义的代言人,实际上这位老人已经不得不靠助听器和外界沟通。
  茅于轼曾喜欢在屋子里打太极拳,因为总会有电话进来,打一次中途要停两三次,后来也不打了。妻子赵燕玲试图抢在茅于轼之前,帮他过滤掉一些不必要的邀约和不善意的言辞,朋友吴敬琏也劝过,不要随便答应别人的请求,但他还是难以拒绝。有时赵燕玲实在忍不住,对电话那头大声说:「你不要以为他通天的,他说不上话的,帮不了你们什么忙的,他自身都难保。」但对于这个老派的知识分子来说,书斋里响起的电话铃声如同现实社会中难以抗拒的某种召唤。 
  茅于轼86岁了,他已经习惯与衰老和平共处。大前年他出差60次,前年50次,去年才因为身体原因下降到30多次。每次出行都在妻子的陪伴下,81岁的赵燕玲推着行李车,茅于轼则四处张望,有时连行李都忘了拿。别人以为他在找人,实际上他是通过机场里人的行为观察这个城市的经济状况——大家扎堆在那儿聊天,根本不忙,经济能好得了吗?一下飞机大家都忙得不得了,「这个地方经济不错的」。今年5月去加拿大探望女儿,他回来马上写了篇「见闻录」发到网上,「加拿大的物价如果用汇率折算大体上和国内持平。如经典型男皮鞋合400元人民币,普通女便鞋75元人民币,西瓜每斤2.2元。但是人家的月收入可是我们的好几倍。是什么原因导致此种差别,值得经济学家和当权者深思。」他仍像个眼神清澈的孩子一样打量着这个世界。
  茅于轼的声名源于他在1980年代对市场经济进行的启蒙工作,他撰写的《择优分配原理》引领一批青年学生推开经济学的大门。当下活跃的张维迎、宋国青等经济学家都曾在学生时代参加过茅于轼家的学术沙龙。退休后,他参与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富平学校以及人文经济学会等NGO组织,《人物》记者采访前一天,人文经济学会的几个成员坐在他家米色条纹的沙发上开了一下午会。「我现在已经太老了」,他坐在沙发上感叹,不时掏出手绢擦擦眼睛,「我现在的问题,脑子记性很坏,耳朵又不好,所以开会什么的,我很难起作用……我主要是用人,把人用好了,用钱,把钱弄来了,这事交给他们干去。   
  外出、互联网以及电话线让茅于轼在耄耋之年仍保持着与世界的联系。他早上6点起床,吃早餐时就着咖啡和牛奶看《参考消息》,然后整个上午都坐在电脑前回邮件、写文章、发微博。他撰写文章《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前不久又在FT中文网上就毕福剑事件发言,认为不应该限制不同意见的表达,引起一些左派人士的不满。他的很多观点也与主流相悖,譬如廉租房不应该有独立的卫生间,因为廉租房就应该低配置,盖得太好容易被权势者觊觎。「您的设计方案里有歧视和不平等的影子」,曾有记者这样问。「对,这就是市场经济,要平等,那就回到计划经济」,他说。 
  茅于轼甚至多次公开对写入教科书的18亿亩耕地红线的土地政策表示异议,在他看来,人为地设置一条红线限制土地自由流转,并不一定就能保证粮食安全,「经济学解决问题是靠资源配置,该进城的农民就进城,该种地的种地,这个资源配置,人尽其才,地尽其用,这产量就上去了。
  2012年,茅于轼被授予「弗里德曼推进自由奖」,成为获得该奖的第一位中国人。这个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名字命名的奖项,创办于2002年,历任获奖者包括经济学家、国家领导人、学运领袖和记者等为推进人类自由做出重要贡献的人。颁发给茅于轼的授奖词中称其为「中国推进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的活动家,直言不讳,并影响巨大」。去年,因为几十年来持续倡导个人权利、自由市场与政府改革,他被英国《前景》杂志评为十大「2014世界思想家」。
 
  这些言论让茅于轼获得国际声誉的同时,也让他原本应该平静的晚年生活充满了火药味。茅于轼的家中多次接到过骚扰电话,他在公开演讲时受到反对者的攻击,他们拉起条幅称其「卖国贼」和「汉奸」。他却不以为意,「我演讲时他来捣乱,我请他到台上来跟我辩论,来辩论也辩论不过我」,他有些得意地笑了起来。
  今年春节,社科院的领导来家里给茅于轼拜年,临走前特意叮嘱:「茅老,有些文章啊不必要写的你就别写了,有用吗?妻子赵燕玲也劝他为家里考虑考虑,不要再写那些文章了。「你放心,」茅于轼安慰她,「我说这个的话,我都有逻辑,我可以证明的。然后趁赵燕玲一不注意,新写好的文章又发出去了,「他电脑上头他写了,我又看不见,我眼睛(花)嘛,他一下子发走了!赵燕玲气呼呼地大声说,他还是就像青年人有这个勇气、任性,天不怕地不怕,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帽子
  茅于轼和妻子住在北京西二环附近的一个老式小区里,岁月爬上两位老人的面孔,也留在这个家中的每一个角落里,塑料花束蒙着一层细细的尘土,橱柜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上面钉着「铁道部宿舍」的牌子,因为这个小小的公共财产标识,它们成为过去岁月留下来的唯一纪念品,其他的财产全在「文革」时被3辆卡车拉走了。
[责任编辑:中国发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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